经济体制

出处:按学科分类—政治、法律 经济科学出版社《政治经济学大辞典》第77页(3451字)

是一个经济机体为了配置资源和对其成员分配利益所必然具有的、组织协调内部各种经济要素和全部经济活动的一整套制度安排。

这个经济机体可大可小,可以是国家、企业,也可以是某个经济部门或者某个经济领域,例如,国家的经济体制、企业体制、工业体制、金融体制,等等。经济学主要是在国民经济这个层次上研究体制,即研究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经济体制与经济制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的区别在于,经济制度是泛指的、一般的和个别性的概念,经济体制是特指的、集合的和总体性的概念。

这就如同交换和流通两个概念的关系一样。经济制度既可以指各种制度的总体,也可以指某项具体的制度安排,而经济体制只能指一个经济系统的制度总体。

经济体制的功能是解决经济机体所遇到的各种经济问题。人类社会面临的基本经济问题是资源配置问题和经济动力问题,其中动力问题又可以进一步分解为激励、约束以及保险等问题。

因此,配置功能、激励功能、保险功能和约束功能可以说是经济体制的几种基本功能。

对于经济体制的构成要素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瑞典的新左派经济学家林德贝克(Lindbeck,A.)从如下八个方面描述了经济体制的构造及其差别:(1)在经济决策上,是集中的还是分散的;(2)在信息传递、资源配置和协调机制上,是通过市场的还是通过行政的;(3)在财产关系上,是私有的还是公有的;(4)和(5)在动力机制上,个人和公司是通过经济刺激还是通过命令来推动自己的行为;(6)和(7)在个人之间和公司之间的关系上,是竞争性还是非竞争性关系;(8)在整个经济体制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上,是开放的和国际化的还是封闭的和自给自足的(林德贝克,1981)。美国经济学家纽伯格(E.Neuberger)等人认为,“经济体制包括三个互相联系的组成部分——决策(D)结构、信息(Ⅰ)结构和动力(M)结构。”“正是DIM结构,决定了决策权在一定体制的参与者之间的分配,决定了他们交换信息的渠道和方式,以及他们互相推动保证服从这种决策的方法”(纽伯格等,1984,P.9)。美国经济学家格雷戈里(Gregory,P.)等人认为,经济体制具有四种“一般属性”(即构成要素),即决策的组织、提供信息及调节的机制、财产所有权(控制权与收入权)、激励机制,正是这四种要素的不同特征,区分出不同的经济体制(格雷戈里,1988)。

最早将一个社会的经济体制作为对象加以系统研究的是克思。马克思是在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等概念下来研究社会的经济体制的。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体制的性质,从而区分不同经济体制的根本标志,在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他科学地确立了评价经济体制的基本标准,这就是看它与生产力的相互关系,究竟是起推动作用还是阻碍作用。

他的最主要的着作《资本论》着重对资本主义这种发达的商品经济体制的产生、发展至灭亡的运动规律进行了系统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经济与设想中的未来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经济进行了系统的比较。

1920年至1930年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论战,是关于不同经济体制优劣比较的第一次学术大争论。

争论围绕着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能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这一主题展开。以米塞斯(L.V.Mises)、哈耶克(F.Hayek)、罗宾斯(L.Robbins)为代表的一方认为,社会主义由于没有私有制和市场,从而缺乏经济计算的效率标准,因此不可能有经济上的合理性。他们实际上提出了计划经济体制的信息问题和动力问题。

以兰格(O.Lange)、勒纳(A.Lerner)、泰勒(F.Taylor)等人为代表的另一方,则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认为计划经济可以用模拟市场的方法解决资源配置的难题。

经济体制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范畴,是比较经济制度学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共同作用的产物。

早期的比较经济学以“主义”作为划分不同经济制度类型的标准,注重不同经济制度差异的比较,但是并没有对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两个概念作区分。60年代以来的比较经济学研究开始日益把经济体制从经济制度中分离出来,并使之成为比较研究的主要对象。

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主要是为经济改革提供理论的需要而开展经济体制研究的。其中较早且最有影响的当代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W.Bruse)。

他在《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问题》一书中,首次对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以及经济模式作了明确区分。他提出,经济制度是“基本的生产关系”,而经济体制是“社会经济组织的”具体“形式”和“经济运行机制”,是经济制度的“变种”(布鲁斯,1984,P.3)。

由此而形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中非常流行的认识,即把经济体制看成是经济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的观点。一方面,概念的区分和精确界定,是理论认识深化的表现;另一方面,这种用表现形式和本质来区分体制和制度方法,又引起了新的混乱。因为,当把所有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都归入经济体制范畴之后,经济制度就成了一个空洞抽象而没有实际内容的概念。改革初期,在当时的理论和意识形态所限定的狭小范围内,为了回避可能引起的敏感政治问题,同时又能为改革提供理论依据,这或许是一种有用的策略,但是其理论思维的逻辑却是不正确的。

经济体制的不同类型称为经济模式。一种划分体制模式的方法是以决策权为标准。例如,布鲁斯就以国家、企业和家庭三个层次上决策权状态为尺度,把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划分为军事共产主义、集权、分权和市场社会主义四种体制模式(布鲁斯,1984)。前述纽伯格等人的DIM结构方法,也是以决策为中心对体制进行分类的。

另一种划分方法是以协调机制为标准。这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J.Kornai)首先提出来的。

他认为,经济运行中经常起作用的协调机制可分为行政协调(Ⅰ)和市场协调(Ⅱ)两类。每一类协调机制又有两种具体形态:直接的行政协调(IA)、间接的行政协调(IB)以及无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ⅡA)和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ⅡB)。

(刘国光等,1985)

中国经济学家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也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结构和分类作了有益的探索。

其中,刘世锦提出的根据经济体制的组织形态划分体制模式的观点富有创建性。

他认为,经济体制的组织形态可以抽象为等级组织和市场组织,以及各种中间性体制组织,而现实体制“总是表现为不同体制组织之间某种形式的结合。”体制组织及其结合方式的差异,从而形成不同体制模式的决定因素则是“交易的技术结构”。所谓有效率的经济体制,就是某种交易技术结构与特定的体制组织“相容”,即达到了最佳匹配状态(刘世锦,1993,P.83、135)。

参考文献:

伯恩斯坦主编,1988,《比较经济体制》(论文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布鲁斯,1984,《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格雷戈里等,1988,《比较经济体制学》,上海三联书店。

林德贝克,1981,《新左派经济学》,商务印书馆。

刘国光等,1985,《经济体制改革与宏观经济管理》,《经济研究》,第12期。

刘世锦,1993,《经济体制效率分析导论——一个理论框架及其对中国国有企业体制改革问题的应用研究》,上海三联书店。

纽伯格等,1984,《比较经济体制——从决策角度进行的比较》,商务印书馆。

荣敬本等编,1983,《社会主义经济模式问题论着选辑》,人民出版社。

张仁德主编,1993,《比较经济体制》,陕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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