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跃进

出处：按学科分类—政治、法律 经济科学出版社《政治经济学大辞典》第516页（3090字）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经济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但是，由于长期存在的“左”的思想的影响，以及对十年动乱所造成的后果认识不足，在经济建设中又出现了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速度的急躁冒进的错误。

因为这次盲目冒进与1958年的“大跃进”有类似之处，被称为“洋跃进”或“洋冒进”。其表现主要有：

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指标。

1978年2月，华国锋在全国五届人大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任务，完全超过了客观的可能性。

他说，预计本世纪末中国的农业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高产国家，许多省的工业水平要赶上和超过欧洲某些工业发达国家；农业生产的主要部分要自动化，交通运输要大量高速化；各项经济技术指标要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会议讨论并通过《1976年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到1985年，粮食产量达到8000亿斤，钢产量达到6000万吨，原油达到2．5亿吨，化纤达到150万吨；从1978年到1985年，农业总产值每年增长4%～5%，工业总产值每年增长10%以上，主要工业产品新增加的产量都将超过过去28年增加的产量；国家将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其中包括10大钢铁基地，9大有色金属基地，8大煤炭基地，10大油气田，30个大电站，6条铁路新干线和5个重点港口。按照这个规划，从1978年到1985年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相当于过去28年的总和。这样宏大的建设规模和增长速度，无论从资源、财力，还是从技术力量和建设周期来说，都是严重脱离国情和不可能实现的。

在农村继续坚持“左”的政策和做法。

对农村，不是首先调整生产关系，纠正长期以来危害农业生产的“左”的错误，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而是继续“学大寨”、“普及大寨县”。

1976年12月，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提出，到1980年全国要有1／3的县建成大寨县，基本上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1977年7月，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又提出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要常年大干、长期大干、大干了还要大干；要求到1980年实现每个农业人口有一亩旱涝保收的高产稳产田。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许多地方机械地推广大寨经验，搞水平梯田、人造平原。

在生产关系方面则不顾农村生产力的状况，继续提高人民公社的公有化水平，强调实现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生产大队过渡是大势所趋。并确定在1977年冬至1978年春，全国要选择10%左右的生产大队实行统一核算，为进一步过渡创造条件。

在指导思想上则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进行基本路线教育，“大批促大干”，推行“穷过渡”。

1977年冬，全国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强调在农村要“深入进行基本路线教育”，要“打击资本主义势力”，一时间在一些地区又刮起了“过渡风”。较能体现按劳分配的定额计酬被否定了，社员正当经营的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被当做“资本主义倾向”加以限制和打击，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盲目增加基本建设投资，大量引进成套设备。

为了不断加快工业建设的速度，一再追加基本建设的投资。1977年国家安排基本建设投资额为312亿元，1978年增加到417亿元，猛增33．65%。1978年9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制定的1979年计划将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额增加到457亿元，比1978年又增长9．59%。

同时，在国内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大量引进成套设备。

仅1978年一年就与日本、美国、西德等国签订了22个大中型引进项目，金额达78亿美元，企图用较短的时间，通过大规模引进实现中国的工业现代化。由于对引进项目要求过急，事先没有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和可行性论证，因而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有不少项目属于计划外工程，有些项目的燃料、原料落实不了，无法正常运转。

为此还大量举借外债，还债付息也给国民经济造成沉重的负担。

“洋跃进”给我国正在复苏的国民经济造成了新的困难，加剧了长期存在的比例失调：第一，国民经济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

1978年积累率猛增到36．5%。这是建国以来仅次于1959年(43．8%)和1960年(39．6%)的又一次高积累率。

用于与人民生活有关的住宅、文教卫生、城市公用事业的投资很少。第二，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由于片面强调发展钢铁、石油等重工业，沿袭过去多年来“重重轻轻”的错误方针，造成国民经济结构失衡。农业所提供的粮食及其他农副产品远远满足不了工业迅速发展的需要。

轻工业产品的数量、质量和花色品种也远远不能适应人民生活的需要。在工业交通内部，能源工业、动力工业、原材料工业和交通运输工业比例失调。1978年全国发电能力约缺1000万千瓦，有20%左右的工业生产力发挥不出来；主要铁路干线在一些薄弱区域的运输能力仅能满足需要的50%到70%，港口装卸能力严重不足，不少铁路枢纽和港口货物堵塞。第三，企业经济效益低下。

由于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加上经济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长期没有解决，企业的效益明显下降。到1978年底，全国还有1／3的企业管理比较混乱，生产秩序不正常；重点企业主要产品的30项质量指标中有13项低于历史最好水平；国营工业企业每百元工业产值提供的利润比历史最好水平低1／3；独立核算的国营工业企业亏损面达24．3%。

造成这场失误的原因：一是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全面工作的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推行“左”的政策，急于大干快上，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和不可能实现的高指标。二是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广大群众长期被压抑的生产积极性开始调动起来，形成一股推动经济建设的巨大力量。在此情况下，人们往往看到顺利的方面，而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等困难估计不足，也助长了“左”的思想的继续发展。直到1978年12月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错误才得到纠正。会议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要求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1979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全面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在肯定粉碎“四人帮”后经济恢复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也指出了头两年经济工作中的失误，阐明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必要性和方针任务。经过这次会议，党中央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参考文献：

邓小平，198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

中共中央研究室，1987，《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1982，《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编选组编，198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0～1984．9)》，北京出版社。

柳随年等主编，1985，《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