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

出处：按学科分类—政治、法律 经济科学出版社《政治经济学大辞典》第514页（3819字）

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提出总路线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口号的提出是左倾思想不断发展的产物，是在批判1956年“反冒进”中提出来的。

1956年初，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经济建设中出现了要求过急、步子过快的倾向。根据周恩来的建议，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

当时主持财经工作的陈云赞同并积极贯彻周恩来的意见，着重纠正这方面的问题，使1957年国民经济得以健康发展。毛泽东称之为“反冒进”。在1957年9月的八届三中全会和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接连对1956年的“反冒进”提出严厉批评，说“反冒进”是“右倾”、“促退”，使6亿人民泄了气；“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对“反冒进”的错误批评使党内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起来，并占据主导地位，为发动“大跃进”作了舆论准备。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

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愿望，但是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能动作用，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大跃进”运动的开始，8月的北戴河会议则把运动推向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打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浪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

在工业方面“以钢为纲”，开展全民大炼钢铁运动。1957年11月，毛泽东提出，中国用15年的时间可以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12月，刘少奇在中国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了这一目标。从此，“15年赶超英国”就成了发动“大跃进”的一个重要口号。

1958年5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建议将1958年钢产量指标提高到800～850万吨。毛泽东根据各地区的报告，认为1958年钢产量可以在1957年的535万吨基础上翻一番。

但截止8月底，全国钢产量仅有450万吨，只剩下4个月的时间，要完成620万吨钢，任务艰巨。为此，9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北戴河会议公报，号召全民大炼钢铁，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

《人民日报》接连发表社论，说“钢铁工业是整个工业的基础，是整个工业的纲，是整个工业的元帅”，其他部门要“停车让路，让钢铁元帅升帐”，“全力保证实现钢产量翻一番，是全党全民当前最首要的政治任务”。

为迎接国庆，鼓舞士气，中央要求日产6万吨钢、10万吨铁，并计划在9月29日放钢铁“卫星”。

一方面发挥原有大中型钢铁企业的生产能力，突击炼铁、炼钢；同时又动员群众大办“小土群”(小，即小型企业；土，即土法炼铁；群，即群众运动)。参加人数之多，动员范围之广，发展速度之快，都是空前的。

9月份全国有小高炉60多万座，10月激增至上百万座。《人民日报》不断刊登各地大放钢铁“高产卫星”的报道。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奋战，中共中央于12月19日宣布：“1958年我国人民夺取1070万吨钢的大战已经告捷。”年底宣布钢产量为1108万吨，生铁产量为1369万吨。

事实上，1958年钢产量中合格的只有800万吨；在1369万吨生铁中，土铁达416万吨。这些土钢、土铁质量很差，含硫量高，难以加工和使用。

大炼钢铁运动中，盲目开发矿产资源，砍掉大量树木，破坏了生态平衡，砸毁了大量铁器，影响了人民生活，其损失是难以估量的。

在农业生产方面，提出“以粮为纲”的口号，要求5年、3年甚至1到2年达到12年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产量指标。北戴河会议宣布，1958年粮食产量将达到3亿～3．5亿吨，比1957年增产60%～90%，全国人均占有粮食达500公斤左右；棉花产量将达到350万吨，比1957年增长1倍以上。

为了完成高指标，大搞土地深翻和高度密植。

由于过度深耕和密植违反了农业生产的客观规律，不但没能增产，反而造成减产，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另一方面则是高指标带来的浮夸风盛行。

1958年6月12日，新华社报道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放小麦亩产3530斤的“卫星”。此后，各地报刊争相报道。《人民日报》还连续发表社论，批判“农业增长有限论”，认为农业高产“卫星”有力地证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这些违反科学常识的宣传，对虚报浮夸的风气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所有制方面，错误地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公有化的程度越高越好，与“大跃进”相配合，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建议通过《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全国各地开始并社。

最大的社有1．8万户。7月，河南省遂平县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8月初，毛泽东视察河南、山东农村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

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即规模大，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高)，可以加快农业的发展，为农村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8月北戴河会议决定在全国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到9月底，全国已基本实现公社化。

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既是生产组织，又是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生产资料归公社所有，在全社范围内统一生产，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取消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与此同时，还大办公共食堂、幼儿园、敬老院，使社员生活集体化。在实现生产资料基本社有的过程中，大搞“一平二调”(“平”，即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调”，即无偿调拨生产队的财物)，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是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一味凭借政治运动，片面变革生产关系造成的恶果。

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不适当地下放管理权限。为推动全面跃进，适应地方群众性大办工业的需要，1958年6月初中央指示在十几天内把中央各部门绝大部分企业、事业单位下放。8月，北戴河会议以后，开始建立“块块为主、条块结合”的管理体制，急剧下放计划管理权力。

下放给各省、市、自治区的权限有招工计划权、基本建设审批权、物资分配权等。同时改革预算体制，扩大地方财权。结果导致职工队伍和基本建设规模急剧膨胀。由于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这次体制改革被纳入为“大跃进”服务的轨道；加之下放过急、过快，把一些不该下放的权力和企业也给了地方，因而加重了管理体制的混乱和国民经济的无政府状态。

国民经济陷入全面失调的困境。

在方法上，“大跃进”运动中采取大批判、大辩论和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以所谓“充分发动群众展开鸣放辩论”为由，压制不同意见，在人民群众中开展“插红旗、拔白旗”运动。这种做法背离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导致“左”的思潮泛滥。

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和党中央一些领导人对“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已有所觉察。1959年上半年，对国民经济计划指标作了较大的压缩。7月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原定议题是进一步总结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纠正“左”的错误。但是，会议后期形势急转直下，由纠正“左”变成反对右，发动了对彭德怀等人的所谓“右倾”的批判。反右倾斗争打断了纠正“左”的错误的进程。而且，在庐山会议“反右倾、鼓干劲”的号召下，“左”的思想继续发展，酿成了1959年下半年和1960年上半年“持续大跃进”的局面。

1958～1960年延续三年之久的“大跃进”运动使整个国民经济遭受巨大损失。主要表现：一是工农业比例失调，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二是积累与消费比例失调，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积累率急剧升高。

三是工业交通内部比例失调。由于强调“以钢为纲”，片面发展重工业，造成工交内部许多生产环节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调。四是财政赤字严重，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极度困难，尤其是生活必需品奇缺，无法保证人民基本生活的需要。1960年以后，中共中央开始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才使国民经济逐步摆脱困境，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参考文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85，《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人民出版社。

陈国权等主编，199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史》，中国物资出版社。

赵德馨主编，1988，《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66)，河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