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学派

出处：按学科分类—政治、法律 经济科学出版社《政治经济学大辞典》第655页（2924字）

又称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是早期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的总称。

早期制度主义是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的变种，其早期代表人物有T·凡勃伦(T．Veblen)、康芒斯(J．R．Commons)和W·C·米契尔(Mitchell)等。凡勃伦坚持社会进化论特别是思想方法的进化的观点，反对传统经济学的抽象演绎方法，采用整体的和演进的方法，对社会学和经济学问题进行制度分析，其中特别注重技术和社会结构变迁的作用和制度的约束作用。

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强调社会进化过程给社会带来的有益结果，早期制度主义则强调时代的矛盾与冲突，对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批判精神和悲观情绪比较明显。他们认为，思想滞后于变化中的现实，新古典经济理论拒绝对广阔文化环境中的经济行为进行多视角探讨，那种没有滞后的、漏洞的和摩擦的即抽象掉制度等人文因素的市场价格静态模型，并不能完好地复制现实世界，因而主张强调非市场因素(如制度、法律、历史、社会和伦理因素等)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

他们也基本不同意经济自由主义政策，主张国家调节经济。早期制度主义所提供的关于经济现象的分析的可供替换的概念体系及其学派思想，长期处于异端思想地位，被视为离经叛道。

不过，在新古典经济学受到经济现实严峻冲击的大萧条时期，凡勃伦主义的制度学派也为许多人赏识过，人们从制度主义对资本主义文明辛辣讽刺中找到了发泄对资本主义经济怀疑和不满的语言。

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间很难说有共同的独特观点。

正如胡寄窗指出的，凡勃伦始终坚持运用社会学火炬去指引工商业者的工作信条，认为技术和制度决定实际经济成就；康芒斯则遵循方法论集体主义，更中立地看待作为集体行动方式的制度，并着重从作为社会基础的法律观点去分析经济体系的运行；米契尔热衷于搜集大量统计资料，认为分析制度因素作用要以经济统计资料为基础，其《经济周期论》就是一部以大量统计史料为依据，论证各周期阶段必然连续过程的系统着作。他们的着作内容繁杂，只是在制度分析和重视对现实问题的考察上颇为相近。

早期制度主义在30、40年代颇为消沉。50年代起在J·K·加尔布雷斯(Galbraith)倡导下才重整旗鼓，并名为新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

该派着名人物尚有博尔丁(K．E．Boulding)、瓦尔德(B．Ward)、海尔布罗纳(R．L．Heilbroner)及缪尔达尔(G．Myrdal)。1958年，以格鲁奇(Gruchy)、盖姆茨(Gambs)和福斯特(Foster)等为核心成员的“沃德曼小组”(Wardman Group)非正式论坛集聚了一大批凡勃伦和康芒斯追随者，热衷于讨论传统经济学无法讨论的方法论和现实社会经济问题。

此论坛1965年改名为“演进经济学会”(AFEE)，艾尔斯(C．Ayres)为首任会长，1967年，AFEE开始出版会刊《经济问题杂志》(JEI)，追随凡勃伦、艾尔斯和康芒斯传统的制度经济学着作家便以此为主要阵地。

值得注意的是，上面提到的新制度主义与以科斯(Coase)、诺斯(North)和威廉姆斯(Williamson)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有着明显的区别。

前者是凡勃伦和康芒斯传统的新发展，后者则热衷于考察制度非中性环境下如何实现制度与新古典经济理论的耦合。他们对前者时有过激之辞。例如，科斯说，美国的制度主义是一个沉闷的话题，他们没有一个理论：除了一堆需要理论来整理不然就只能一把火烧掉的描述性材料外，没有任何东西留传下来。施蒂格勒(Stigler)也说，美国制度主义的失败是因为它没有提出实证的理论学说。

这类话对美国制度学派显然有失公允。制度主义的理论主要在于其整体主义和社会进化主义方法论，遵此方法论，至少在如下五个方面制度学派作了先驱性阐述：

(1)制度的定义及制度变迁的人为因素和累积过程，风俗习惯以及隐藏在人和社会动态过程的先验概念中的实用主义的和工具的价值，它们来自何处、怎样变迁及如何检验。

(2)政府经济职能的社会过程及其形成和修正，政府、法律和权利系统对经济过程的内生影响。

(3)制度的形成和运行及在社会控制和集体选择中的作用和交互影响。

(4)技术这一经济结构变化和社会经济成就的重要力量，如何影响经济目标及现实的工业化理论。

(5)市场与社会组织制度和权利结构的整合，社会、经济、技术结构的划分及矫正。

制度学派避免仅借助于方法论个人主义在制度中性假设下寻找纯粹竞争市场模型的均衡和最优，着重对现实世界的各类问题进行理论的和经验的分析。制度学派中承前启后的艾尔斯，根据技术进步和社会评价标准的变化分析工业化社会演进趋势。

他认为，进步就是技术价值取代制度价值的过程，技术进步创造出工业生活方式，带来了富裕、知识和理性，技术的误用则是由于制度决定的目的的错误引导。技术行为与制度行为是相互矛盾的，科学和技术冲击倾向于缩小制度行为的范围，随着技术的进步，人们对财产的概念将会改变。

1977年被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认为是“当今最着名的制度学派人物”加尔布雷斯，沿着凡勃伦、艾尔斯传统，分析社会经济组织中抗衡力量的存在和种种表现，国家对协调双方力量的作用，反应了应用政治模式处理经济问题的企图。他认为，稀有技巧和难得知识在现代经济社会成为稀缺生产要素，从而导致经济组织及技术结构阶层的目标和行为变化；新工业社会中二元体系的冲突的协调以及新工业国中生产者主权替代消费者主权，对两体系的对立要做“新社会主义”调整。

此外，在劳动经济学、产业组织、经济发展、农业和自然资源经济学等领域，制度主义者引入权利结构和信仰体系，也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关于社会控制和变化的言论。

参考文献：

科斯，1994，《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

胡寄窗，1988，《一八七〇年以来的西方经济学说》，经济科学出版社。

傅殷才，1996，《制度经济学派》，武汉出版社。

程恩富，1997，《西方产权理论评析》，当代中国出版社。

W·J·塞缪尔斯，1996，《制度经济学》，载《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