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波理论

出处：按学科分类—政治、法律 经济科学出版社《政治经济学大辞典》第771页（3442字）

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长波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

1896年，俄国学者帕瓦斯(Parvus)已经发现资本主义发展中存在着大体为50～60年一次的长波。此后，荷兰学者格德伦(J．Van Gelderen)也都注意到了长波的存在。但最先系统、明确地提出长波理论的是前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N．Kondratieff)。1919～1922年，康德拉季耶夫提出了长波假说。

他一生写了数本与经济长波有关的着作，其中最重要的是1925年的《长波周期》。在这一着作中，康德拉季耶夫研究了英、法、美等国批发价格水平、利率、工资和产量指标的时间序列，指出：“我们确实有理由设想：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着平均长约50年的长期波动”(康德拉季耶夫，1986，P．1)。

他把从1780～1920年140年的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划分为两个半周期：1780年到1844～1851年，1844～1851年到1890～1896年，1890～1896年到1920年。他据此预测从1914～1920年开始，资本主义经济将出现长期下降，这一预测已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事实所证实。

康德拉季耶夫以后，熊彼特对长波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长、中、短三种周期并存。他把到他的时代为止的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划分为三个长周期：1780～1842年，1842～1898年，1898～1946年。他以其创新理论为基础，解释长波的存在。每一个长波周期都包括一次产业革命及其消化过程。

1780～1840年即产业革命时期，1842～1897年则是“蒸汽和钢铁时代”，1898年以后是电气、化学和汽车工业时代(熊彼特，1986)。

战后长波研究一度归于沉寂。

在50～60年代经济繁荣时期，很少有人光顾长波理论。进入7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经济形势的恶化，长波研究又得以复兴，出现了新一轮长波理论热。也许可以说，长波研究本身也存在着长波。

综合起来看，70年代以来的长波研究可以划分为这样几种理论：一是熊彼特或新熊彼特学派。

这一类理论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德国经济学家门施(G．Mensch)的理论。门施根据1740～1960年间每10年所发生的基本创新的数据资料证明，技术创新集群发生在1770年、1825年、1885年和1935年后，这些新的基本技术创新活动连成“一串”，形成创新浪潮。

门施认为，新的基本创新群会产生新的产业部门，广大的新市场使这些部门得以迅速增长并改进产品和生产工序。

竞争、合理化和集中提高了新产业部门的能力。

由于国内市场容纳不下这种能力，出口市场变得极为重要，而世界市场的竞争将在减少了数目的大企业间加剧。意识到竞争增强和市场饱和，企业在产业部门的投资将减少，在国际金融和资本市场上的投资将增多。

这时，垄断者试图借助大规模信贷，在不发达国家倾销过剩产品。最终，这些国家达到它们信贷的极限，出现需求饱和，形成“技术僵局”。只有出现新的基本创新和产生新的产业部门，才能打破这种“技术僵局”。

而“技术僵局”会迫使政府和企业寻求新技术，以摆脱困境。

因此，萧条是创新的主要动力，而创新则是形成经济发展新浪潮的基础。从这一中心思想出发，门施不同意康德拉季耶夫、熊彼特等人的波形模式。

他认为经济的长期波动不是连续的波形，而是断续的S形(门施，1986)。

荷兰学者冯·杜因(Van Duijn)是另一位用基本技术创新解释长波的学者。

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创新生命周期理论，把经济的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分别与技术的扩散、成熟、衰落和引入直接对应联系起来(杜因，1981)。

熊彼特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科伦克奈克特(A．Kleinknecht)，他用凯恩斯的需求分析补充了创新理论，富有启发性地创造了“创新乘数”概念，用以解释创新与长波的关系(科伦克奈克特，1992)。

另一类是马克思主义的长波论。比利时马克思主义者曼德尔(E．Mandel)认为，资本主义积累的规律，即利润率的变动是形成长波的根本原因。

当剩余价值率急剧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增长率急剧下降，资本周转突然加快等因素个别或同时发生作用时，平均利润率就会由下降的一般趋势转变成突然增长。由于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内在逻辑，这些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又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从而使平均利润率下降的历史规律重新发生作用，出现长期的下降趋势。

但曼德尔不能从理论上说明这种转折点为什么会周期性地出现，只得求助于一些非经济因素，诸如战争、阶级斗争、革命与反革命等等(曼德尔，1983，1993)。

马歇尔(M．Marshall)认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分别对应着三次长波。

第一波是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晚期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此后，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从19世纪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间的帝国主义长波；战后以来是第三波，即晚期资本主义阶段。与曼德尔不同，马歇尔利用卡莱茨基(M．Kalecki)的政治周期理论来解释长波的成因。按这一观点，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都能够影响政府行为。在繁荣阶段后期的充分就业条件下，资本家不能容忍工人的议价力量，因而会对政府施加压力，使政府采取紧缩性政策，造成衰退和失业上升。衰退情况下，工人阶级会施压力给政府，使政府采取膨胀性政策，提高就业和工资水平。这种辩证关系本身便足以造成经济过程中繁荣与衰退的交替(马歇尔，1987)。

另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戈登(D．M．Gordon)也持类似的观点，但他认为政府干预这一因素在解释长期波动中是不必要的：下降期失业的增加本身会限制工人力量，压低工资，提高利润份额，为新一轮的投资和经济复苏创造条件(戈登，1989)。

在目前长波理论的研究中，以上两类理论分庭抗礼，但两者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都强调利润率在长波中的作用。

因此，二者并非是不可沟通的。

除以上两类理论以外，其他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长波理论，如福雷斯特(J．Forrester)主要用固定资产更新来解释长波，罗斯托(W．Rostow)则认为长波的成因在于粮食和原料等初级产品的相对丰裕和匮乏，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提出了多要素制动长波论。

对长波的研究存在着分歧是不足为奇的。

迄今为止可供考察的时间区段仅够容纳四个长波，要想从中抽象出较为完备的理论是十分困难的。

参考文献：

康德拉季耶夫，1986，《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商务印书馆。

熊彼特，1986，同上。

门施等，1986，同上。

杜因，1986，同上。

Kleinknecht，A．，1992，New Findings in Long－wave Research，The Macmillan Press Ltc．

曼德尔，1983，《晚期资本主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曼德尔，1993，《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Marshall，M．，1987，Long Wave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New York：St Martin’s press．

Gordon，D．M．，1989，What makes epochs？ in M．Di Matteo et al (eds)，Technological and social factors in long term fluctuations，pp．267—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