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经济分析
出处：按学科分类—政治、法律 经济科学出版社《政治经济学大辞典》第808页（2937字）
经济分析的主要方法。
作为一种方法，比较分析通过对研究对象在不同条件下或在可比的不同背景下所呈现的状态进行比较，可以更加深刻地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特征和规律性。比较分析在经济研究中具有广泛的用途。但是应当指出，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社会性，经济学不可能像化学、物理学等精确的实验科学一样，对研究对象可以通过实验室技术加以控制。
因此，比较分析方法在经济研究中的运用，可以说既十分困难的，又极为重要的。
比较经济分析的重要性表现为，它更注重于经济背景(不同的经济制度、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不同的经济组织、管理和决策方式等等)的切换，在更加广阔的范围里研究经济问题，从而可以为经济理论的革命、经济体制的变革、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经济政策的制定等提供依据。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人体解剖对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马克思，1972，P．108)，社会经济形态并非总是理想的形态，而且它也不是万古不变的，经济学的任务不仅仅是要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因此，在更加广阔的经济背景下，用动态的、发展的和非均衡的观点研究经济问题，比较经济分析乃是经济分析必不可少的工具。许多经济学大师如亚当·斯密(Smith，Adam)、马克思、小穆勒(Mill，John Stuart)、凡勃伦(Veblen，Thorsteiin)、熊彼特(Schumpeter，Joseph)、哈耶克(Hayek，Friedrich)等都曾运用比较经济分析方法对不同经济制度做过对比分析。
当比较经济分析方法不是被运用于研究与经济学有关的具体题目(如不同国家税制的比较)，而是被运用于分析作为整体的经济时，便会产生新的经济学分支，即比较经济体制学。后者与其说是经济学的一个部分，不如说是它的方法。比较经济体制学的统一主题是运用比较研究方法研究经济制度本身。
比较经济体制学的产生，突破了传统经济学所框定的狭小范围的限制。在西方社会所公认和教授的经济学，是在给定的制度、动力和技术结构的范围内，把分析的焦点集中在选择经济变量的变化上，这些变量如投资、储蓄、国民收入、价格、就业等。既定的制度结构，就是说它被认为是由经济学以外的力量决定的。相反地，比较经济体制学视经济学中既定不变的社会、政治、文化和心理的因素为变量，把经济关系视为决策人之间以及决策人与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组合，它是由在社会中以某些或多或少的组织和系统的方法解决这些经济问题的思想、目标、方法和组织结构的总和所组成。
传统经济学视经济结果为在直接生产过程中集合在一起的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传统经济投入的函数。相反地，比较经济体制学认为，影响经济行为和经济结果的最重要的因素是经济体制。
对不同经济背景下的经济问题所进行的任何分析，还必须分析出经济体制本身对观察到的经济结果所具有的影响，并加以衡量。和传统投入——土地、劳动和资本一样，经济体制也被看作经济过程的一种重要投入，公式为：()=f(ENV，POL，ES)，O代表经济结果；ENV是各种环境要素；POL是经济政策；ES是经济体制。经济结果是上述各因素的函数。
关于经济体制比较研究的主要任务，莫里斯·博恩斯坦(Bornstein，Morris)概括为：“经济体制可以就三个方面进行比较：(1)是什么力量影响体制并决定它的特征?(2)体制的性质是什么?它是怎么运转的?(3)就体制本身的目的和就别人所尊重的补充目的(如果该体制自己对这种补充目的并不尊重或不够尊重的话)而言，该体制完成得有多好?”(博恩斯坦，1988，P．7)最近几十年来，特别是本世纪七八十年代，比较分析方法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经济体制比较研究的现实意义，由于经济体制的改变和多样化的趋势而突出出来。二战以后，国家所有制和集中化的经济管理体制在东欧、中国和古巴等国家建立起来。
自从60年代以来，这些国家中的经济体制多样化的趋势提高，至少在一些国家中，体制改革的步伐非常快。到了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急剧的变化。在此期间，西方的工业化国家也出现了经济体制的改变和多样化的演变。
例如，比较一下，法国的相当集中的指导性计划，瑞典的高度发展的福利国家，与美国非常脆弱的社会福利支出和国民经济计划。
最后，发展中国家民族独立和致力于发展经济的运动也是世界经济经济体制多极化的显着例子。
而经济体制比较研究的理论意义，是怎么估价也不过分的。
正如格雷戈里和斯图尔特(Gregory and Stuart)指出的那样，经济体制并不是一维的，它们由许多特征构成，如刺激结构、决策过程等等。而且，在现实世界中，这些特征是能够以无数种方式组合的。
因此，操纵经济体制或改变某个别特征以实现某些目的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这就使得了解经济成就和体制特征之间的关系显得极其重要，纽伯格和达菲(Neuberger， Egon and Duffy，William)说：“基于福利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反周期的财政－货币政策理论以及经济增长和计划理论的进展，人们相应地有了新的信心，认为社会行为是可以按模式塑造的，从而是可以预测和控制的。社会毕竟是人为的，而且‘现代社会越来越被看作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选择，是一系列安排中的一种可能的安排’”(纽伯格、达菲，1984，P．6)。威茨曼(Weitzman，Martin L．)也说：“问题的关键是，有志者事竟成。如果我们有勇气战胜失败主义、惰性、吹毛求疵、目光短浅，我们就能实施几种完善的经济刺激结构中的任何一种，从而让大家都生活得更好。
”(威茨曼，1986， P．101)
参考文献：
马克思，197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
莫里斯·博恩斯坦，1988，《比较经济体制》，中国财经出版社。
纽伯格和达菲，1984，《比较经济体制：从决策角度进行的分析》，商务印书馆。
威茨曼，1986，《分享经济：用分享制代替工资制》，中国经济出版社。
格雷戈里，斯图尔特，1988，《比较经济体制学》，上海三联书店。
格鲁奇，《比较经济体制》，198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林德贝克，1980，《新左派政治经济学：一个局外人的看法》，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