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南

出处：按学科分类—政治、法律 经济科学出版社《政治经济学大辞典》第1001页（5381字）

【生卒】：1901～1969

【介绍】：

中国当代着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教育家、《资本论》三卷本译者之一。

字渔邨，又名直淮，1901年9月生于湖北省黄冈县的一个农民家庭，自幼在乡间耕读。1924年进武汉中华大学，学教育专业，兼学英语，1927年毕业。因教育救国愿望无法实现，遂赴长沙参加北伐军，任政治教员。大革命失败后，先去上海，后抵杭州，与郭大力相识，拟定长期合作计划，决定共同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翻译《资本论》和有关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名着。

1929年东渡日本，潜心研究政治经济学。1931年回国，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教。

1932年参与蔡廷锴、李济深发动的反对蒋介石的“闽变”，出任革命政府的教育部长兼报纸主编。“闽变”失败后，被迫出国避难，亡命英、德，研究经济学并从事写作和翻译。

1935年冬经日本回国。

1937年抗战爆发，在上海参加救亡活动。上海沦陷后，到武汉任国民党政府军委政治部设计委员会委员，致力于抗日宣传活动。是年，与郭大力合译的《资本论》三卷本在上海出版。

1939～1949年，他先后在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任教，同时兼任一些大学的客座教授，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1949年初，中共党组织为了他的安全，把他转移至香港，在达德学院供职。

其间，曾去台湾演讲。

北平解放后，辗转抵京，根据本人愿望，任清华大学教授。

1950年，政务院任命他为厦门大学校长，直至1969年“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曾任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常委。

王亚南在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贡献，首先是他在翻译、宣传和研究《资本论》方面长达40年的不懈努力和杰出贡献。当他和郭大力于1928年共同立下了翻译这部巨着的宏愿之后，他们先翻译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两位大师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代表作以为准备。1931年，他们合译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1932年，合译的李嘉图的名着《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又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他们历经10年努力，终于在1938年8、9月间出版了《资本论》中译三卷本。

解放后，王亚南不仅对《资本论》的译文又作了几次缜密的修改，而且还写了大量研究《资本论》的论着。

王亚南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原理，本着“以一个中国人的资格研究经济学”的宗旨，为经济学的中国化而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

从40年代起，他就特别致力于倡议和实践经济学要面对中国实际的主张，提出要“逐渐努力创造出一种专为中国人攻读的政治经济学”(1943)。这种经济学的任务是要指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途径”，“特别具有改造中国社会经济、解除中国思想束缚的性质与内容”(1943)。

亚当·斯密把经济学当作一门历史科学，突出了经济史研究的地位，王亚南受此启发，力图通过中外经济史的比较研究，探求中国当代社会的本质。

王亚南认为，虽然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演进有着一般的规律和形态更替，一切民族大体上也不能跨越人类进化必须经历的这些基本阶段，但对某个具体的民族来说，因为有其特殊的自然条件和历史条件的影响，“对于这一般的历史法则，也得多少承认其伸缩的弹性”(1936)。

王亚南抓住了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的”生产方式这一论题，认为周朝征服殷商以后，是由不成熟的奴隶制，即由“亚细亚的”生产方式转向封建生产方式。所以，中国的封建制与欧洲的封建制相比，就显示出不同的特点，这说明亚细亚生产方式对中国封建制及整个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是很大的。欧洲各国一般都经历过成熟的奴隶制，继起的封建制是以领主经济为基础的，人的身份等级很森严。而中国这种由不成熟的奴隶制经过领主经济过渡来的地主经济，其特点是比欧洲的领主经济自由，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劳动力亦可自由转移。

因此，工商业者和地主的矛盾不像欧洲那样尖锐，地主和工商业者的界限不是特别明显而是经常兼而有之。

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很难在这种经济形态里孕育成熟，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最主要的原因。

旧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曾经引起过各派政治力量和经济学家之间的激烈论争。中国的托派与买办资产阶级的学者，认为中国社会已经是完全资本主义化了，封建经济已不存在。

王亚南持旧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观点(1926)，他曾明确提出“半封建次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社会的概念，并用“过渡社会”加以概括。王亚南从各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论证，形成了他关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理论。

从商品经济的发育方面看，王亚南认为中国的商品经济基本上还没有脱离简单形态，其主体是个体手工业者和小农生产的“为买而卖”的产品，处于前资本主义状态。就是一些较现代的制造业也是作为小商品生产和大工业“连环”的过渡工业形态，其产品也就必然带有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的两重性。

总之，中国的商品经济“无法突破封建传统的及国际资本统治的诸种障碍，即在它的运动过程中，就不能不使它的价值关系，显出极不明确、极不完备的姿态来”(1946)。就劳动力商品来说，也带有明显的封建色彩，并不是完全自由形态上的商品。从土地上游离出来的劳动力除大部分以“外出工资作业”(指带简单工具、外出找寻主顾、干活后收取工资的手工业者)和“自宅工资作业”(指自备工具、场所，让顾主拿原料到自家工场制造而取得工资的手工业者)的形式从事手工业外，就是被工厂、农场雇佣的，也都采取领工回家制作制、包工制、养成工制、包身工制、学徒制等这些与封建关系相联系的形式。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商品经济的这种不发达状况，也决定了其货币形态的落后和不发达。中国是全世界最后保持银本位制的三个国家之一(余为墨西哥、西班牙)，货币形态也非常繁杂，硬币和纸币同时流通。纸币，政府、银行、私人商号都可发行，各国纸币同样可在中国流通。货币形态不统一，标度各异。货币形态带有明显的封建和殖民地的印记。

1935年币制改革，发行流通券代替白银，仅使货币取得现代的外观。王亚南认为，经过这样改革以后的货币，固然使芜杂的货币统一了，却又附上了财政、商业的性质，成了压榨人民的工具。总之，旧中国的商品货币形态都很落后，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和列强掠夺的痕迹。关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资本形态，王亚南认为，现代的和各种落后的资本形态杂然并存，而旧资本形态占支配地位，是这一社会形态中社会资本的一个明显特征。按各种资本所占比重和所起作用大小来看，商业资本占绝对优势，高利贷资本和银行资本次之，产业资本最弱。产业资本受商业资本的统治和外国资本的打击，难以发展，致使“国人皆视生产事业为畏途”(1946)。各种资本形态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资本集中和投入的方向。由于商业资本处于优势地位，又有高利贷资本作助手，既可从小商品生产那里获厚利，又可从产业资本那里掠夺剩余价值的大部分。

于是资本很快集中在商人手中，然后又投入购买土地，用于放贷，因商业资本多是外资的附庸，大部分流向外国资本家手中。

这种资本运动的总趋势明显打着商业印记，不利于产业资本的发展。封建的买办的商业资本和外国资本对民族产业资本的统制和侵害，使得中国民族资本主义难以充分发展。由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经济受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影响，因此，经济危机也带有两重性，既带有传统的封建制的经济危机性质，又带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性质，两者交织在一起，非常复杂。

但其正体(主体)都是“农村的、生产不足的、经常持续的”经济危机(1946)，而国外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危机对中国的作用是通过国内固有的经济危机发生作用的。

王亚南还从社会是一个有机系统的观点出发，对中国的官僚政治作了深刻的研究。他从对古今中外历史的对比研究中，提出官僚政治是过渡社会的特有产物，是专制制度的必然产物。欧洲官僚政治是在16世纪到18世纪出现和存在的。这是领主型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转化的过渡时期，商业资本的利益要求打破流通障碍、瓦解自然经济、统一货币和税制，在政治上需要伸张王权。当产业资本发展起来时，就要求冲破专制主义和重商主义政策的束缚，进而剥夺王权，实行民主政治。

“在专制政治出现的瞬间，就必然把政治权力，把握在官僚手中，也就必然相伴而赍来官僚政治。”(1948)可见，“所谓官僚政治，就是当作这种专制政权的配合物或补充物而产生的”(1948)。中国的专制官僚政体，是随着中国封建地主经济的产生而出现的，是随着领主经济转变为地主经济而产生的。

从秦朝开始，持续2000多年，中国一直受官僚政治的支配。

社会的运行和秩序，不是靠法律来维持，而是靠宗法、纲常，靠严格的等级制，于是人治与礼治代替了法治。王亚南认为，中国过渡社会的经济特点，决定了中国过渡社会的政治制度必然是官僚政治制度。

而近代以来的官僚政治，特别是抗战以后的官僚政治，日趋腐败和黑暗。王亚南提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新官僚政治虽然已达猖獗程度，但也近尾声。

因为，“一个新的人民的时代，已在加速形成与成长中，人民的时代决不容许任何特权的任何形式的官僚政治的存在”(1948)。

王亚南在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政治深刻剖析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中国经济的改造和未来发展问题。

王亚南认为，凡从自然的、技术的、资本的、人口的乃至土地的观点来阐释中国社会经济改造的见解，都是把改造经济的关键放在如何发展生产力上，而不敢谈或故意回避生产关系。他认为这些理论和见解是不全面的、空泛的。他择其要者(“地大物不博”论、“技术决定”论、“资本决定”论、“人口决定”论、“耕地不足”论等)进行了分析批判。王亚南认为，回避生产关系，不研究人与人的经济关系，政治经济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经济学者就是要“通过经济学，去正误人类不合理的经济关系”(1943)。

他根据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互关系的原理，认为要改造中国经济，必须首先打破旧的生产关系。

“生产力的增进过程，应当理解为旧社会生产关系的解体过程，或新社会生产关系创建过程”(1949)。

王亚南认为，中国落后有两个原因，一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二是本国制度的落后，而内因是主要的。他的结论是：“对外求解放，是建设所必要的，但对内改革，更是建设所必需。”(1946)关于旧中国经济改造向何处发展，即应该建立一种怎样的新经济制度的问题，王亚南提出了一个双重过渡理论。他指出：“今日中国的经济，除了原始形态的成份外，就不仅只包括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构成部分，还有‘准社会主义’的因素，在其中起着积极的、极其生动的作用。我们一向惯称中国经济为过渡社会经济，此在今日虽还可适用，可是那种过渡的关节，过渡的阶段，被新起的社会经济事象改变了，前此是单由封建制过渡到资本制，现在更加上资本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制，过渡关系变成双重的了。

惟其如此，我们的经济要改造，要现代化，它就不可能单是采取资本化的过程或社会化的过程，而同时要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不妨碍有助于社会化的技术基础打建的资本化。”(1949)后来，王亚南又对新民主主义经济进一步进行了研究，从其基本发展阶段来看，他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须经历未成熟和成熟两个阶段；未成熟阶段的形成和发展估计需要10～20年时间。至于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会延续多长时间，王亚南没有预测。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王亚南也有若干有价值的见解，他在1959年5月15日发表的《充分发挥价值规律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积极作用》一文中，肯定了价值规律的作用。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而过早去世，一向非常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王亚南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没能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

参考文献：

马克思，1938，《资本论》(王亚南与郭大力合译)，上海读书生活书店。

王亚南，1945，《中国经济原论》。

王亚南，1948，《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王亚南，1949，《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问题》。

王亚南，1949，《政治经济学史大纲》。

王亚南，1954，《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

王亚南，1973，《〈资本论〉研究》。

胡培兆、周元良，1985，《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学说的大师王亚南》，载《中国当代着名经济学家》第1集，四川人民出版社。

张维平，1986，《以中国人的资格研究经济学——王亚南传略》，载《中国当代经济学家传略》(一)，辽宁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