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
出处：按学科分类—政治、法律 经济科学出版社《政治经济学大辞典》第1006页（5524字）
【生卒】：1882～1982
【介绍】：
中国当代着名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和教育家。
1882年6月24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县小皋埠村的一个酿酒作坊主家。1898年到上海读中学，中学毕业后考上了天津北洋大学工学院矿冶专业。1906年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学。
在美留学期间，思想发生变化，认识到在中国单纯走“实业救国”的道路是走不通的，遂改为研究经济学。191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1916年到北京大学经济系任教授，后任系主任。
1919年被选为北京大学教务长。这期间，他开始注意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注意了解实际情况，此时兼任浙江兴业银行顾问。
1923年成立的“中国经济学社”，是中国最早的经济学学术团体，马寅初长期担任该社社长。
1927年以后，军阀势力控制北大，马寅初遂离开北大南下，先后任杭州财务学校、上海交通大学、南京中央大学等校教授，兼浙江省府委员、南京政府立法委员和立法院财政经济委员长等职。他不断抨击国民党的弊政，因而遭到忌恨和打击。1932年后，马寅初在上海交通大学主持经济研究工作，写成《中国经济改造》一书，力图找到中国经济落后的症结及解决之道。
抗战爆发不久，马寅初到重庆，创办重庆大学商学院，并担任第一任院长。1939年，他在立法院提出议案，要求向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以充实抗战经费，矛头直指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因而激怒了国民党当局，1940年12月遭逮捕。1942年8月，国民党当局迫于压力，将他释放，但仍被软禁在重庆歌乐山寓所达3年之久，直到1944年冬，才获得自由。抗战胜利后，马寅初担任重庆大学、上海中华职业学校、上海工商专科学校教授。
他不畏强暴，抨击国民党当局和官僚资本，投入反内战、反独裁的民主运动。1948年底因在国民党统治区处境危险，离开上海，经由香港转移到东北解放区。
解放后，马寅初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三届委员，第二届、第四届、第五届常务委员，第一届和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务委员会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等职。他以一个学者所有的专长研究理论、提出建议，在制止通货膨胀、平衡财政收支、稳定物价、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过程中，他做了许多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1956～1958年，马寅初陆续发表了一些论着，对控制人口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等关系国家民族前途的重大问题，发表了许多有见地的意见，主张“实行计划生育”，认为国民经济要综合平衡，要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充分利用价值规律等。他以赤诚之心，进言献策，却受到很不公正的对待，受到错误的批判。但马寅初胸怀坦荡，无所畏惧，为了真理宁折不屈。他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刀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以力压服不以理论说服的批判者投降。”1960年3月，马寅初愤然辞去了北京大学校长职务，随后也离开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自此以后长达20年，马寅初虽受到冷落和排斥，但仍利用一切机会直言自己的观点。
他曾对50年代末中国政治生活中出现的个人崇拜苗头提出忠告，对于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唯意志论倾向深感焦虑。
1979年9月北京大学党委为马寅初彻底平反，肯定了他的“新人口论”和综合平衡的经济理论是正确的，推翻了强加于他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辞，为他恢复了名誉，教育部又任命他为北京大学名誉校长。
1981年2月27日，中国人口学会一致推举他为名誉会长。1981年10月27日在北京召开亚洲议员人口和发展会议，马寅初是中国代表团的名誉顾问。
同年联合国人口基金出版的《人口简讯》刊文赞颂马寅初是“节制生育之父”。1982年5月10日，马寅初因久病不治在北京逝世。
马寅初走过了漫长、丰富、坎坷的人生旅程。他的经济思想也是很丰富的，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其学术生涯的早期，他从研究外国经济问题转向研究中国经济问题，针砭经济时弊，反对官僚军阀势力，探索中国经济发展之路。20年代初，马寅初在《中国经济问题》、《中国的九大经济问题》等文章中，对当时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
从民族资本立场出发，认为中国当时的经济问题是资本不足，认为中国实业发展的主要障碍是军阀官僚的欺凌。20年代，马寅初发表过不少论文和演讲，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揭露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经济的危害，维护民族工商业的生存和发展，反对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马寅初早年留学美国，是中国最早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学者之一，多方面地评价和宣传各派西方经济学说，是他早期学术活动的主要内容。他自己当时倾向于奥地利学派的“全体主义”，认为自由主义派与社会主义派均不宜于中国，对国家主义学派持赞许态度，并认为凯恩斯主义不适合当时中国的国情。
此时，他对马克思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也有颇多非议，认为中国生产力尚未发达，资本尚未集中，劳资阶级未分，共产主义不可行。他当时认为中国之患不在资本主义，而患在资本不足，得出了“中国的经济问题就是资本不足的问题”的结论。
后来他的思想随时代发展而变化。
抗日战争时期，马寅初发表过60多篇论文。
作为一位赤诚的爱国主义者，强烈的爱国思想，促使他积极地研究战时的经济问题。对战时的财政问题，他主张改革财政制度，从速开征所得税，建立战时税制中心；主张稳定币值，反对恶性通货膨胀。在战时的货币问题上，他力主法币统一、稳定法币币值、维护外汇平价，同时特别注重同日本的货币作斗争。在战时的国际贸易问题上，他认为应尽量吸收外国投资；在对日贸易斗争方面，他提出要阻止和破坏沦陷区的出口，粉碎日寇以华制华的梦想，同时设法增加后方的出口，使后方经济臻于充裕，以保障抗战。
抗战胜利后，马寅初在政治上积极参加反内战、反独裁的爱国民主运动。在经济思想方面，他除了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的掠夺、控制和摧残的种种情形，反对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内政干涉外，还反对官僚资本在经济上的垄断统治，维护民族工商业的生存和发展，探索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及方法。
关于抗战后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马寅初认为应择优而行之，对苏俄式、英美式和德国式，应采“三式之精而舍其渣”；在经济结构上，他主张建立一种混合的经济体制，国营、民营、个体经营都可以，反对一切都由独占公司来包办；在利用外资上，他主张在不损害国家主权的原则下，尽量利用外资，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在经济建设上，他主张工业农业同时并重。
另外，马寅初对政治与经济、经济发展与政治改革的关系十分重视，他认为没有民主便没有工业化。
他指出，一个独立富强的中国要以一个民主的中国为前提，没有政治上的民主，就不会有经济的迅速发展。
新中国建立后，马寅初决心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贡献力量。
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以严肃的科学态度研究经济理论和实际问题，涉及的领域相当广。
(1)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思想。
马寅初参与了共同纲领的制定和修改工作，他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指出，新中国在一定时期内具有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经济结构，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他认为区分封建式的和资本主义式的两种不同形式的剥削是把握新民主主义经济特点的钥匙，允许资本主义性质的剥削存在，资本主义经济也会有所发展，但新民主主义阶段的经济制度既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也与苏联经济制度有所区别。在条件成熟时，它会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2)社会主义财政预算制度及其特点的思想。
马寅初以其在财政预算方面的精湛学识，分析和总结了社会主义预算制度的特点。他认为，社会主义预算不是消费性的，而是生产性的预算，是和平的预算，是收支平衡的预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为人民增进福利的预算。
(3)关于新的货币制度的本质、特点和优越性。
他认为，中国在1955年实行的人民币改革根本不同于旧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币制改革”，既不是在金融动荡条件下进行的，也不是以掠夺人民为目的的。
这种改革反映了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人民的愿望。马寅初还认为，人民币的改革会使中国货币制度进一步健全和巩固，而成为一种真正独立自主的货币制度，它将比过去那些所谓银本位、汇兑本位的货币制度优越得多。
(4)关于对资本主义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马寅初根据1954年底国务院召开的公私合营会议精神，论述了对资本主义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提出了逐行逐业对资本主义工业进行改造的观点。他还从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多年实践中，总结出搞好工作的八条经验，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马寅初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搞好全面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明确提出要使国民经济有计划高速度地发展，必须对各部门、各环节进行综合平衡，使它们之间在不断变化中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他认为，为了搞好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不但要研究和利用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而且也要研究和利用价值规律。必须承认价值规律的客观存在，认真研究它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发挥作用的范围、形式和特点，以便利用价值规律来达到供销平衡的目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马寅初提出了独具特色的研究综合平衡所用的“团团转”方法，即从互相联系的许多部门和环节中，挑选几个主要环节，而后再一个接一个地全面地综合地说清各个环节间的平衡关系，从物价政策开始，最后仍以物价政策终结。
在马寅初的经济思想中，最为着名的、既使他遭受批判也给他带来历史性荣誉的，是他的“新人口论”，即他建议实行节制生育的人口政策。马寅初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长期准备，于1957年6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了题为《新人口论》的书面发言，在此前后还发表了一些文章和演讲，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我国人口问题的性质、表现形式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他冲破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存在人口问题的教条，提出了中国存在着人口问题的崭新观点。他认为中国人口问题具有相对人口过剩的性质，是属于人口压迫生产力的类型，人口增长太快，引起了九大矛盾。他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了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根本途径，即积极发展生产，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
他还批判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阐明了《新人口论》与马尔萨斯主义的本质不同。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的科学性及其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马寅初，1922，《中国之九大经济问题》，载《东方杂志》第19卷第1号。
马寅初，1927，《中国经济上之根本问题》，载《东方杂志》第24卷第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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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寅初，1943，《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
马寅初，1947，《通货新论》，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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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寅初，1947，《中国经济之路》，载《经济评论》第1卷第4号。
马寅初，1947，《中国经济问题决于政治》，载《经济评论》第2卷第1期。
马寅初，1957，《新人口论(第一届全国人代会第四次会议发言)》，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5日。
马寅初，1958，《再谈我的平衡理论中的“团团转”理论》，载《光明日报》1958年5月9日。
马寅初，1979，《新人口论》，北京出版社。
马寅初，1981，《马寅初经济论文选集》上、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张纯元、朱正直，1987，《洞察国情的经济学家马寅初》，载《中国当代着名经济学家》第2集，四川人民出版社。
朱正直等，1986，《平生嫉腐恶 人民同呼吸——马寅初传略》，载《中国当代经济学家传略》(一)，辽宁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