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大力

出处:按学科分类—政治、法律 经济科学出版社《政治经济学大辞典》第1004页(3769字)

【生卒】:1905~1976

【介绍】:

中国当代着名的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资本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译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1905年出生于江西省南康县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为小学教师。七岁随父到南康县上小学,后到赣州上中学。1923年考入厦门大学化学系。

1924年,厦门大学部分师生为抗议当局的反动措施离开厦门,到上海另办大厦大学,郭大力也随之到上海转入大厦大学,并改学哲学。在此期间,他积极参加进步运动,并被马克思的《资本论》所吸引,立下了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宏愿。1927年,郭大力大学毕业后,曾在上海中学教过一段书。

在中国革命的低潮时期,他选择翻译《资本论》为终生事业。1928年1月他来到杭州开始了《资本论》的翻译工作。半年之后,郭大力译完了《资本论》第1卷。因感到准备不足,计划进一步钻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自修德语,同时系统地研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代表着作。

在杭州期间,郭大力结识了王亚南,两人立下共同志向,并决定先系统翻译几部古典经济学的着作,为翻译《资本论》作准备。1928年下半年,他们先后回到上海,先是合作翻译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名着《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这部书的中译本于1931年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

接着,又合译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代表作《国富论》,这部译着于1931年12月亦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此后,郭大力又先后独自翻译了一系列各派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着作,其中主要有: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的《人口论》、约翰·穆勒(John Mill)的《经济学原理》、斯坦利·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伊利的《经济学大纲》等。

此外,他还翻译了新康德主义者朗格的《唯物论史》(此书后来以郭大力的大学老师李石岑和郭大力合译的名义由中华书局出版),续译了王亚南未译完的《欧洲经济史》(乃特着)。

这些译着出版时,他大多都撰写了序言进行评价。

在作了这样充分的准备之后,1934年,郭大力又重新开始了《资本论》的翻译工作,由于先前翻译的《资本论》第1卷的译稿毁于日军的侵华炮火之中,只好从头开始。因一时找不到愿意出版此书的出版社,加之无固定职业,还需另写文章和翻译以维持生计,《资本论》的翻译不能全力进行。

到1936年底他将《资本论》第1卷的前半部重新译好,并译完了第3卷的前半部分。1937年初,《资本论》的翻译工作得到了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读书生活出版社的支持,此时,王亚南也参加了《资本论》的翻译工作。

《资本论》第2卷的全部和第3卷的绝大部分译稿都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火弥漫的艰苦条件下完成的。《资本论》中文全译本终于在1938年8、9月在已经沦陷的上海秘密出版。郭大力在《译者跋》中对与王亚南合作的情况曾作过详细说明:“就第一卷说,序跋以及由第一篇到第四篇是我译的;第五篇至第一卷终,是亚南译的。就第二卷说,序和第一篇是亚南译的;第二篇、第三篇是我译的。

但到第三卷,因为亚南担任更重要的工作的缘故,他只能译极小的部分了(第六篇第三十七章至四十章),其余的部分就都归到我肩上来了。我为使译名统一,笔调近于一致起见,当时对全稿负起责任”(1938)。

1938年9月,郭大力离开上海返回江西家乡,着手翻译《〈资本论〉通信集》,并于1939年由读书生活书店出版单行本。由于《资本论》全译本是在已经沦陷的上海出版的,为争取时间,只好采取翻译、审校、排印、校对齐头并进的方法,因而难免有错译和误排之处。

为校正这些疏误,从1939年春到1940年春,郭大力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对照原文,把《资本论》三卷译文全部校订一遍。鉴于《资本论》在短期内不可能再版,他就把校订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编制成一个长达33页、有1700多处更正的详细勘误表,于1940年5月寄给了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社立即将此勘误表与彭迪先译的《〈资本论〉第1卷补遗》(即马克思的手稿《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的最后一部分)编在一起,以《〈资本论〉补遗勘误》的书名印出,随《资本论》一同发行。

1940年春,郭大力又开始《剩余价值学说史》的翻译工作。

王亚南因另有研究任务,没有参加。郭大力乡居6年,在战火侵扰、生活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回绝一切高薪聘请,全力投入此书翻译,到1943年11月,已将这部100多万字的着作译完,后又用几年时间对译文进行了反复的校正、修改。

但由于时局混乱,一时无法出版,直到1947年秋,读书生活出版社才决定出版此书。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三卷四册的《剩余价值学论史》中文全译本以实践出版社的名义正式出版。

一个月后,1949年6月,又由三联书店再次出版。基于对恩格斯的热爱和崇敬,为了宣传恩格斯的深邃思想和崇高品德,郭大力曾因译稿遗失,于1939年、1940年和1947年三译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柏林大学教授古斯达夫·迈耶尔撰写的《恩格斯传》。

解放前,郭大力根据他对中国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的观察,写过一些剖析当时农村经济问题、抨击国民党经济政策的文章,后汇集成册,以《我们的农村生产》和《物价论》书名由赣州一个出版社出版。他还写过一部结合中国经济的实际、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并论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将导致什么样结果的专着,即《生产建设论》。

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他还先后撰写了《西洋经济思想》和《凯恩斯批判》两书,前者对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后者是对凯恩斯主义的分析和批判。

1949年春,郭大力和家属先后离开厦门,经由香港来到北平。

先在三联书店任副总编辑,1950年夏调到马列学院(即后来的中共中央党校),任该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担负繁重的讲授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的教学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他又开始《资本论》全译本的修订,因王亚南担任厦门大学校长并要参加大量的社会活动,没能参加这次修订工作。

郭大力用几年时间,一个人独自完成,于195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郭大力对此修订本仍不满意,认为过于拘泥于原文的形式,太侧重于准确性方面,表达不够通俗。他马上又着手对《资本论》的译文再做一次全面修订。此次修订工作进行得很艰苦,费时也更长,经第二次全面修订的《资本论》中译本第一卷于1963年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次年又出版了再次修订的第二卷,第三卷直至1968年才正式发行。

1966年春,《资本论》中文全译本二次修改稿交出后,郭大力又准备重译《剩余价值学说史》,想纠正初版中的纰漏,使之臻于完善。加之原译本是根据考茨基编辑的版本翻译的,60年代苏联出版了按照马克思的手稿重新编辑的德文本,更促使他下决心重译此书。但此时,“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已经开始,郭大力遭到批斗,身体状况也恶化,半身瘫痪,但他矢志不移,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时间,进行抢译。

由于过度紧张和劳累,几次昏倒,还突发过心肌梗塞。

但他凭着非凡的意志和毅力,终于把这部120多万字的巨着按照新版全部译出。1975年12月,《剩余价值学说史》重译本第一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76年4月9日,他正在和往常一样对剩余部分进行进一步的修订和润色,午后心脏病猝发,他走完了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翻译、研究和宣传而不懈奋斗的一生。

参考文献:

马克思,1938,《资本论》(郭大力与王亚南合译),上海读书生活书店。

大卫·李嘉图,1939,《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与王亚南合译),上海中华书局。

郭大力,1947,《生产建设论》,经济科学出版社(福建)。

郭大力,1949,《西洋经济思想》,中华书局。

郭大力,1950,《凯恩斯批判》,中华书局。

郭大力,1951,《“帝国主义论”讲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郭大力,1978,《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郭宝璘,1986,《为翻译马克思经典着作竭尽心力——郭大力传略》,载《中国当代经济学家传略》(一),辽宁人民出版社。

余信芬、郭宝璘,1987,《把毕生精力都献给〈资本论〉在中国传播事业的郭大力》,载《中国当代着名经济学家》,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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