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涤新
出处：按学科分类—政治、法律 经济科学出版社《政治经济学大辞典》第1016页（5276字）
【生卒】：1906～1988
【介绍】：
中国当代着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国生态经济学和人口经济学的倡导者，也是很早就投身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许涤新是中国共产党八大代表，第一、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席。原名许声闻，1906年10月25日出生于广东揭阳县棉湖镇一个小学教员家庭。
少年时代勤奋读书，青年时代接触了马克思主义，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考入中山大学预科，在校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并从事革命活动。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他幸免于难，被学校开除，回乡读书，由酷爱文学改攻政治经济学。1928年，许涤新就读于厦门大学。
为寻找组织关系，1929年来到上海，考入国立劳动大学。此时，他参加社会科学家联盟，任研究部副部长、宣传部长。
1932年“一·二八”抗战期间，他与几位同学创办《社会现象》周刊，任主编。同年，任左翼文化总同盟(文总)秘书，并参加文总刊物《正路》的编辑工作。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任命为社联党团书记。次年调党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任委员，文总组织部长。
由于叛徒告密，许涤新在1935年2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他在狱中抓紧学习。“七·七事变”后，国民党被迫无条件释放政治犯，许涤新于上海“八·一三”战争后才获自由。1938年初，党组织派他到武汉参与创办《群众》周刊和党报《新华日报》，任《群众》杂志副主编。
后《新华日报》迁重庆，他任编委和党总支书记。后又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秘书、经济组组长。在重庆时，他针对中国战时经济和政治问题，写了大量论文以及每半月一次的经济述评。抗日战争时期，他在《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发表文章近200篇。
1947年1月至1949年3月，他在香港出版的《群众》杂志上发表文章近40篇(以上均不包括社论与短评)。
1944年，他出版了《战时中国经济轮廓》一书。
1944～1946年，又先后写成《中国经济的道路》、《现代中国经济教程》两书，这两部着作是研究旧中国经济的重要着作。1946年夏，他随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抵沪，任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财经委员会负责人，筹办“上海现代经济通讯社”。
是年10月，党派他到香港，任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委员、财经委员会书记、《群众》杂志编委，从事宣传、统战工作。此时，他在香港创办《经济导报》；还撰写了《官僚资本论》和《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两书；长期立志撰写的巨着《广义政治经济学》此时基本完成第1卷、第2卷。
1949年春，许涤新奉命来到北平，旋即随军进上海参加接管工作。
先后任上海军管会接管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华东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工商局局长、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等职。1952年底，奉调入京，先后任中央统战部秘书长、副部长，中财委第六办公室主任，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等职。他参与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和对工商界的统战工作。
这期间，他发表了大量有关工商经济问题的论文和讲话，并于1962年出版《中国过渡时期国民经济的分析(1949～1957)》一书，对中国过渡时期的经济作了理论上的概括。1962～1963年，他曾根据当时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有争论的问题，结合一些同志的调查材料，写过一本《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
“文化大革命”时，受到迫害和长时间的监禁，他重新研读《资本论》，结合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进行思考，写下40多万字的笔记，并不断改写。
“四人帮”被粉碎后，他又把这部笔记修改一遍，增加了批判“四人帮”极“左”经济学谬论的内容，这部《论社会主义的生产、流通与分配——读〈资本论〉笔记》于1979年5月出版。
1977年7月，许涤新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次年任副院长。他为发展中国的经济科学竭尽心力，自己的学术活动也出现一个高峰。
他组织全国经济学家，主编了中国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辞典》。他重新撰写了《广义政治经济学》，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他还致力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撰写了大量文章，并于1982年发表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变革》、《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两部着作。他思路广阔，勇于开拓，不断把研究推广到新领域，尤重生态经济学和人口经济学的研究，1985年出版了《生态经济学探索》一书。
他力倡经济体制改革和较早注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1982年许涤新退居二线后，仍担任多项社会学术团体的领导职务，继续从事学术研究活动，并曾多次率学术团体出访。
1988年2月8日，许涤新因病去世。
许涤新一生学术研究领域广阔，成就斐然。其影响最大者，是以下三个方面的成果。
(1)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开拓和建设。
自1877年恩格斯提出广义政治经济学以来，这门学科一直未得到较快发展。30年代初，苏联学术界探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时，才触及此领域。
但直到1954年《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出版，才有第一部广义政治经济学着作出版。许涤新也是在30年代开始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他鉴于已有的以《资本论》为基本内容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成果不适应对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认识的需要，并响应毛泽东提出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1938)的倡议，许涤新决心写出一部能对中国经济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作出理论解释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这部书的第1卷、第2卷于1949年出版。第3卷于1954年问世。从1982年起，许涤新又根据经济史资料、经济理论的新进展和自己的研究，将这部着作全面重新改写，于1984～1988年陆续出版。
该书第1卷论述原始社会、奴隶制和封建制生产方式。对原始社会的论述，新版根据新的考古资料，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演变为主线，着重探讨了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对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分析，则抓住从以直接生产生活资料为目的的奴隶制到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奴隶制的转化过程，并探讨其向封建生产方式过渡的途径。在对封建生产方式的研究中，他把封建地租作为剩余价值的原始形式，在对其演变过程的考察中体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同时，又着重分析了中国小农经济的性质，探讨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许涤新提出，这种长期延续的现象是多种因素互为因果的产物，其中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密切结合妨碍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结合又成为实物地租的前提，而实物地租对静止的社会状态又是一个物质基础；土地早期的自由买卖使农民失去土地，又造成官僚、商业资本的土地化。
详细分析官僚、地主、商人手中货币财富的去向，也就说明了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得不到发展的主要原因。在第1卷的最后部分，许涤新从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了前资本主义时期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
该书第2卷包括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三个部分。在帝国主义部分，他对二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输出的多元化、跨国公司的兴起、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等新现象作了新的分析，研究了在生产和资本国际化条件下新殖民主义的性质。还结合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对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帝国主义的性质特征作了系统分析。在殖民地半殖民地部分，他在考察殖民地经济的三个时期的形态特征的基础上，着重论述了中国的半殖民地经济。
并且，他还以专门篇幅论述了二战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和第三世界的兴起。
该书的第3卷是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这是许涤新晚年着重和专心研究的问题，应视为他学术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专门部分。
(2)对过渡时期和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系统研究和总结。许涤新1982年出版的《中国国民经济的变革》一书，是一部系统研究和总结中国过渡时期问题的着作，是作者长期思考和研究的总结。
他认为，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几种不同性质的经济不是彼比隔离，而是互相联系的，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也是相互作用和影响的。许涤新十分重视价值规律调节生产的作用。
他提出，国家在规定收购价格时，不能违背价值规律，农业合作社的产品是要当作商品去交换工业品的，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仍然存在等。总之，他认为，在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中，限制价值规律自发性调节作用的过程，也就是国家自觉地利用它的过程。
他还总结中国国民经济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指出了三大改造过程中时间短、要求急、改造面过大等缺点；也总结了在“左”倾路线干扰下，工农业生产遭受破坏和在体制上、计划上、经济管理上所犯的错误。
(3)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探索及其特色。
许涤新一向把“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作为理论研究的方针。随着实践的发展，他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不断深化。
他认为，社会主义生产是有计划的商品生产，因而它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创造过程的统一，它虽然不是价值增值的过程，但仍是一种剩余劳动的生产过程。而剩余劳动产品数量的增长，主要决定于劳动生产率，即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和科学技术广泛地应用于生产，作为重要条件。
许涤新还着重研究了价值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的作用和二者关系问题。他认为两者之间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异性。
有计划发展规律是从正面表达客观存在的比例要求。如果安排不当，就会受到价值规律作用的反抗。
因而，在社会主义生产中，不能把价值规律看作是异己的东西，要认识到它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内在规律，要自觉地利用它。在社会主义再生产和积累问题上，他把重点放在综合平衡、提高经济效益和掌握正确的积累与消费的比例上。在社会主义流通问题上，他着重探讨了市场调节与计划经济的关系，肯定了自由市场的存在和市场调节的补充作用，也论证了国家干预和控制市场的必要性。
在社会主义分配问题上，对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他充分论证了80年代以来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国有企业实行“税代利”的改革的作用，指出了这些改革措施在发挥生产经营自主权、改革统收统支和“大锅饭”状态方面的积极作用。
对于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他提出要考虑到积累与消费、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复杂性。他还探讨了消灭阶级、消灭三大差别和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问题。他在指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消灭三大差别的前提的基础上，除探讨了产业结构、城乡关系和人口政策等问题外，还特别突出了发展科学技术和进行智力投资的作用，同时强调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并举。
参考文献：
许涤新，1946，《中国经济的道路》，上海生活书店。
许涤新，1946，《官僚资本论》，香港南洋(新知)书店。
许涤新，1947，《现代中国经济教程》，上海新知书店。
许涤新，1948，《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香港新民主出版社。
许涤新，1949，《广义政治经济学》1～3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许涤新，1962，《中国过渡时期国民经济的分析1949～1957》，人民出版社。
许涤新，1964，《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人民出版社。
许涤新，1979，《论社会主义的生产、流通与分配》，人民出版社。
许涤新主编，1980～1981，《政治经济学辞典》上、中、下册，人民出版社。
许涤新，1982，《中国国民经济的变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许涤新，1982，《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许涤新，1985，《生态经济学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
吴承明，1989，《许涤新》，载《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卜英敏，1986，《精湛的研究 丰富的实践——许涤新传略》，载《中国当代经济学家传略》(一)，辽宁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