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语言学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中国青年出版社《社会科学学科辞典》第811页（2213字）

又称“一般语言学”。

对人类语言从理论方面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语言学的理论部门。

国外学者认为，语言这一术语有两层意思：语言是人类普遍特有的能力；语言是人类普遍特有能力的表现，如英语、法语、拉丁语、斯瓦希里语、马来语等等。它是文化的一部分。

作为社会成员，每个人都要掌握某种语言，并同时也就掌握了语言中所包含的该社会的文化。语言是作为总的文化的一部分代代相传的。

对于语言的定义，英国语言学家H·斯威特说：“语言是概念的表达，它通过语音组成词，再由词组成句子。这种组合与形成思想的诸概念的组合相适应。

”美国语言学家B·布洛克和G·L·特雷杰认为：“语言是使一个社会集团内部协调一致的任意的有音符号系统。”

普通语言学，以一般语言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在研究人类个别语言的基础上概括说明语言的本质、起源、结构、发展、分类、研究方法的一般规律。它要解决语言的理论问题，探索各种语言所共有的规律以及各种语言结构上的共同特点。所以它是语言学的理论部分。

对于语言基本理论问题，学术界存在许多分歧，如有关语言的起源、形形色色的理论假说不下数十种，主要有：(1)手势说。17世纪中叶，学者达尔加诺提出，人类起初一直是用手势进行交际的，后来才产生了有声的语言。英国的贝杰特、德国的温德、荷兰的金纳根、苏联的马尔以及我国的王力等人持此说。(2)模声说。

17世纪德国哲学家赫德尔、莱伯尼兹等认为，原始人类听到了物体或动物的声音，就进行模仿，后来模仿的这些声音就成为个别物体或动物的名称，于是语言就这样产生了。(3)感叹说。

这是18世纪世界上普遍流行的一种语言起源于情感的学说。要点是，原始人同自然界接触时，常常表露恐怖、欢乐、悲痛等情感，而这些情感，很自然发出各种叹声，这些叹声就发展成为原始人类的语言。

(4)社会约定说。这是18世纪英国的亚当·斯密和卢骚等人所主张的学说。认为，原始人类在没有语言之前，通过相互约定，规定了一些物体的名称，这样就创造出了语言。(5)劳动叫喊说。

认为，语言起因于原始人在繁重的集体劳动中发出的有节奏的喊声。这是19世纪70年代法国哲学家诺阿累所主张的。(6)劳动起源说。认为，劳动创造了人，也创造了人类的语言。

“语言是从劳动当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0－51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目前我国教科书一般采用此说。

此外，还有游戏起源说；儿语转化说；本能说；嘴势说；图画说；天赋倾向说；交际需要说或社会需要说。普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有：(1)描写研究法。描述个别语言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某一时期的体系或某一要素(语音、词汇、语法)揭示语言发展的一般规律的方法。(2)历史法。从历史的角度，研究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的各方面的历史演变的方法。(3)历史比较法。

从语法构造、基本词汇系统来比较几种亲属语言或某一语言的几种方言，从而揭示出语音的对应规律，构拟母语，说明亲属语言或某一语言的几种方言演变的历史和发展规律。

普通语言学是在概括了各种具体语言和亲属语言的科学研究成果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一般认为，德国学者洪堡特(1767－1835)是普通语言学的奠基人，他的《论爪哇岛上的卡维语》，提出不少有关语言的理论问题。

其后，德国比较语言学家施莱歇尔创立了自然主义学派，他的《印度日耳曼语比较语法纲要》把由朴葆建立起来的比较语言学加以系统化。德国的缪勒(1823－1900)也是自然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语言科学讲话》综合前人研究成果，使语言成为一种有系统的理论。但他们把语言的发展只看作有机体的自然增长。直到19世纪70年代，才有人注意到语言发展的条件，认识到语言间的对应不过是语言的现象，比较只是一种方法，语言的历史才是目的。在这方面，罗马族的语言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它们有一种很确定的拉丁语做印证。

材料比较具体，易找出语言发展的过程。不久，新语法学派成员，保罗的《语言史原理》用历史观点解释语言发展，认为语言学的任务就在于研究语言的历史，他对语言发展的原因认为只是由于说话者个人的心理作用，在普通语言学里面造成一种个人心理主义学派。19世纪至20世纪初是法国心理社会学主义最兴盛的时期。这一学派以瑞士索绪尔和法国梅耶为代表，他们都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事实，语言与语言不同，语言是社会的，属于社会心理的范围。

心理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变成了结构主义语言学，这一学派由马德修斯发起，以布龙达尔为代表人物，他们着重研究语言的结构，寻求语言中永恒、不变的东西，含有很浓厚的反历史主义色彩。此外，另有一种唯美主义语言学，为德国浮士勒所主张，他认为语言只是个人的精神创造，要求把风格论列为语言学里面的一个基本部门。

只有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才把普通语言学的发展推向新阶段。

普通语言学传入我国后，丰富了语言学研究，对研究汉藏语系诸语言，特别是汉语，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语言论》，高名凯着，科学出版社1963年版；《普通语言学教程》，(瑞士)德·索绪尔着，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