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鸟言兽语”的讨论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希望出版社《世界儿童文学事典》第681页（1059字）

1931年3月5日《申报》之《教育消息》专栏刊发了湖南军阀何键二月给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的咨文。

何键在咨文中称：“民八以前，各学校国文课本，犹有文理；近日课本，每每‘狗说’、‘猪说’、‘鸭子说’，以及‘猪小姐’、‘狗大哥’、‘牛公公’之词，充溢行间。禽兽能作人言，尊称加诸兽类，鄙俚怪诞，莫可言状。”又有一些言词“不啻鼓吹共产，引诱暴行。青年性根未能坚定，往往被其蛊惑”。

而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竟因此下令查禁“鸟言兽语”的童话。

何键的咨文，一方面反映了对儿童文学特性的无知；另一方面也是国民党右翼策划“围剿”无产阶级文化在儿童文学领域内的反映。

对此，文化界进步人士给予了坚决的反击。鲁迅先生为卫护儿童文学这棵幼苗，揭穿敌人的阴谋做了大量的工作。

他亲自为裴多菲的长篇童话叙事诗《勇敢的约翰》的中译本的出版而奔走努力，并写了《〈勇敢的约翰〉校后记》一文。文中尖锐地批驳了何键等的“高见”，雄辩地说明童话等儿童文学作品是有益无害的，并“还要尽微末之力，将这献给中国的读者”。

围绕“鸟言兽语”问题，儿童文学界和初等教育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形成了以尚仲衣和吴研因为代表的两种不同观点。尚仲衣先后发表了《选择儿童读物的标准》和《再论儿童读物》等文章。

否认童话具有“启发想象”、“引起兴趣”、“包含教训”的价值。认为童话具有“易阻碍儿童适应客观的实在之进行”、“易习于离开现实生活而向幻想中逃循的心理”、“易流于在幻想中求满足或祈求不劳而获的趋向”、“易养成儿童对于现实生活的畏惧心及厌恶心”、“易流于离奇错乱思想的程序”等五大“危机”。

儿童教育家吴研因则发表了《致儿童教育社社员讨论儿童读物的一封信》、《读尚仲衣君〈再论儿童读物〉乃知“鸟言兽语”确实不可打破》等文章。

文章以有力的事实说明无论是中国古代还是外国“鸟言兽语”都有益无害。

批驳了尚文中的错误观点。不久陈鹤琴发表了《“鸟言兽语的读物”应该打破吗?》，魏冰心发表了《童话教材的商榷》，张匡发表了《儿童读物的探讨》，儿童文艺研究社同人也发表了《童话与儿童读物》一文。

上述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肯定了童话的价值，指出了尚文的理论错误。

在这场争论中，进步文化界勇敢地保卫了儿童文学这株幼苗，澄清了一系列理论问题，击退了反动派在儿童文学界的“国剿”。

这次讨论对儿童文学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