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月痕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浙江古籍出版社《明清小说鉴赏辞典》第887页（5656字）
《花月痕》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第一部描写妓女生活的长篇小说。
全书16卷52回，最早有清光绪十四年福建双笏庐木刻本，另有上海书局、上海普新端记书局、上海育文书局石印本和大达图书供应社、世界书局铅印本，1981年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过校点本。书名原题《花月痕全书》，眠鹤主人编次、栖霞居士评阅。
眠鹤主人是作者魏秀仁的别号，栖霞居士生平不详，据他所撰《花月痕题词》的题署，知他是贵州贵筑(今贵阳市)人，他为《花月痕》各回所作的眉批和回后评语多半是用八股文的眼光评文章作法的，对了解小说没有多少价值。
魏秀仁，字伯肫，一字子安，又字子敦，亦号眠鹤道人、咄咄道人、不悔道人，清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
据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魏子安先生年谱》载，他生于嘉庆二十三年，卒于同治十二年(1818－1873)。他的父亲魏本唐，号又瓶，中嘉庆二十四年己卯科乡试第一名，时称魏解元，曾任永安县学训导、台湾县学训导、上杭县学教谕、汀州府学教授等。
着有《读经札记》、《爱卓斋集》。魏秀仁自幼随父研习经史，二十八岁考中秀才，次年又接连考中道光丙午科举人，颇负才名。
此后却三试进士不第，内心甚为抑郁不平。道光二十七年，他首次在京会试落第后赴陕西，主渭南象峰书院讲席。咸丰六年四月，他第三次在京会试落第后到山西太原，开始做山西巡抚王庆云的幕僚(王系魏本唐同年举人)。咸丰八年(1858)，他应聘做太原知府保龄的家庭教师，《花月痕》小说即作于此时。
这年九月，他由太原再赴四川，仍入王庆云幕，并主讲芙蓉书院。咸丰九年，王庆云调两广总督，以病乞罢，魏秀仁从此失去依托，遂决计返回福建。同治元年，他自重庆乘舟辗转返抵福建家中，继续教学和着述，生活异常困顿，在贫病潦倒中去世，终年五十六岁。魏秀仁的着作除《花月痕》小说外，还有《陔南石经考》、《陔南山馆诗集》、《陔南山馆文录》、《陔南山馆诗话》、《故我论诗录》、《论诗琐录》、《陔南山馆骈体文抄》、《碧花凝唾集》、《咄咄录》、《幕录》、《春明摭录》、《彤史拾遗》、《铜仙残泪》、《榕阴杂缀》、《湖壖闲话》、《蚕桑琐录》、《丹铅杂识》等三十余种80余卷，但多未刊行，今福建尚存部分抄本。
小说《花月痕》叙韦痴珠与刘秋痕、韩荷生与杜采秋两对情人悲欢离合的故事。韦痴珠、韩荷生都是博学多才的举人，二人同时游幕并州，彼此钦佩，遂成知己之交。
多愁善感的韦痴珠由并州军营诸将领公请“办理笔墨”，大材小用，志不得伸。他与太原妓女刘秋痕相恋，欲为秋痕赎身，因妓家索价过奢，不能如愿，抑郁无聊，终于落拓而死。
秋痕本是贫家女，聪慧善歌，性情憨直，懒于逢迎，而对痴珠却一见倾心，拟终身相从。痴珠死后，她痛不欲生，乃自缢殉情。
英姿焕发的韩荷生受驻军并州的钦差大职，受臣明经略之聘，佐理军务，参与机要。后因领兵平乱有功，官升兵科给事中，飞黄腾达，名声赫赫。
他与雁门名妓杜采秋相恋，明经略用巨金购置一所园林，取名寄园，赠予二人居住。后来，韩荷生赴京会试，被破格录在一甲第三名探花及第，不久又因战功得朝廷赐爵封侯。采秋也因率兵破敌立功，封一品夫人。小说的结局是：痴珠子小珠考中进士，授编修，乞假奉痴珠、秋痕灵柩回乡安葬，旋又奉使出国，海上遇痴珠显灵，父子相见；荷生告病还乡，吁请开缺，在乡里构筑园亭，与夫人柳氏及妾红卿、采秋一同隐居。
关于《花月痕》小说的创作经过及创作主旨，谢章铤的《课余续录》有如下一段记载：“是时(指咸丰八年)子安旅居山西，就太府知府保眠琴(龄)馆。太守延师课子，不一人，亦不一途，课经、课史、课文、课字画、课骑射，下而课弹唱，课拳棒，亦皆有师。人占一时，课毕即退。子安则课诗之师也。
巳时登席，授五言四韵一首，命题拟一首，事毕矣。岁脩三百金。以故子安多暇日，欲读书，又苦丛杂，无聊极，乃创为小说，以自写照。其中所称韦莹字痴珠者，即子安也。
方草一两回，适太守入其室，见之，大欢喜，乃与子安约，十日成一回，一回成，则张盛席，招菊部，为先生润笔寿。于是浸淫数十回，成巨帙焉。是《花月痕》者，乃子安花天月地、沉酣醉梦中嘻笑怒骂而一泻其肮脏不平之气者也。虽曰《虞初》之续，实为玩世之雄。”谢章铤是作者同乡好友，在作者由四川返乡后直至去世的十余年间，他与作者的交往十分密切，对作者一生的事迹、思想、着述都很熟悉，因而他的记述能够真实地反映小说的创作过程。这段记载揭示了《花月痕》小说的核心人物韦痴珠为作者自况的秘密，使我们明白为什么小说处处暗示韦痴珠的文韬武略实皆出韩荷生之上。
作者正是借描写韦痴珠与刘秋痕、韩荷生与杜采秋两对人物的不同遭遇以抒发他一腔怀才不遇的牢骚愤懑，所谓“一泻其肮脏不平之气”。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及《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把《花月痕》和刊行于《花月痕》前后的几部长篇作品归之为“清之狭邪小说”，认为它们属于清代人情小说发展的最后阶段，它们都极力效法《红楼梦》的笔调以“摹绘柔情，敷陈艳迹”，是《红楼梦》的余波。
他还指出：“行文亦惟以缠绵为主，但时复有悲凉哀怨之笔，交错其间，欲于欢笑之时，并见黯然之色。”这一艺术特点，在韦痴珠、刘秋痕一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尤为突出，如小说第15回写痴珠初到秋心院访秋痕的情景：
痴珠便进二门，只见三面游廊，上屋两间，一明一暗，正面也垂着湘帘，绿窗深闭。
小院无人，庭前一树梧桐，高有十余尺，翠盖亭亭，地下落满梧桐子。忽听有一声：“客来了!”抬头一看，檐下却挂了一架绿鹦鹉，见了痴珠主仆，便说起话来。
靠北小门内，走出一个人来，挡住道：“姑娘有病，不能见客，请老爷客房里坐。”痴珠方将移步退出，只听上屋帘钩一响，说道：“请!”痴珠急回眸一看，却是秋痕，自掀帘子迎将出来。身穿一件二蓝夹纱短袄，下是青绉镶花边裤，撒着月色秋罗裤带；云鬟不整，杏脸褪红，秋水凝波，春山蹙黛，娇怯怯的步下台阶，向痴珠道：“你今天却来了!”痴珠忙向前携着秋痕的手道：“怎么好端端的又病哩?”秋痕道：“想是夜深了，汾堤上着了凉。
”便引入靠南月亮门，门边一个十五六岁丫鬟，浓眉阔脸，跛着一脚，笑嬉嬉的站着伺候。痴珠留心看那上面蕉叶式一额，是“秋心院”三字，旁边挂着一付对联，是：“一帘秋影淡于月，三径花香清欲寒。”进内，见花棚菊圃，绿蔓青芜，无情一碧。
上首一尾，四面纱窗，雕栏缭绕。阶上西边门侧，又有一个十二三岁丫鬟，眉目比大的清秀些，掀起茶色纱帘。秋痕便让痴珠进去，炕上坐下。
……秋痕道：“我病了，一早晨没有看我妈去。这回松些，看了我妈，要回东屋，听见鹦鹉说话，我就从窗缝望出去，看不清楚；后来打杂出来辞你，我心上就怕是你来了，赶出外间，向竹帘一瞧，你正要转身，急得我话都说不出来。”痴珠道：“你病着，我偏来累你。如今坐一会儿就走罢。你看天色也要变了，下起雨来好难走哩。”……秋痕因问起痴珠得病情由，痴珠略将前事说说，便吟道：“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就叹了一口气。
秋痕款款深深的安慰一番。
这段文字着意模仿、学习《红楼梦》的笔调，可谓得其仿佛。
文内有景有情，情景相生，互为衬托，而人物之精神风采，则栩栩欲活。
《花月痕》所写的园林，有愉园，有寄园，有柳溪。它们都规模宏大，景物众多。作者描绘这些园林中的亭台楼阁、花草树木、曲廊山石、湖光波影、画舫水榭，着力效法《红楼梦》写大观园的笔意。
《花月痕》的回次安排表明，作者写韦痴珠与刘秋痕、韩荷生与杜采秋两对人物的故事发展，基本上是交替着笔的。作者通过这两对人物穷达升沉的两种不同遭际的相互穿插，相互比较，相互映照，铺展开全部的故事情节，同时也就自然而然地组织成了全书的整体艺术结构。
可以说，小说里的韦痴珠是作者自身的影子，韩荷生则体现着作者向往建功立业的幻想。作者通过对这两对人物不同遭际的描写，一实一虚，一真一幻，因而，小说的整体艺术结构是实与虚、真与幻的交叉与对应。这种艺术结构无疑受了《红楼梦》的甄贾二府、甄贾宝玉以及正照、反照风月宝鉴艺术结构的启示。
在小说的第25回，作者借书中人物之口大谈《红楼梦》的正、反、色、空，其中有云：“倒是妙玉算做宝玉的反面镜子，故名之为‘妙’。”又第36回写采秋做梦云：“突见秋痕一身缟素，掀着帘迎出来。采秋惊道：‘秋痕妹妹，你怎的穿着孝?’秋痕泪盈盈道：‘采姊姊，你不晓得么?痴珠死了，我替他上孝哩。’正在说话，忽见荷生闪入，采秋便说道：‘痴珠死了，你晓得么?’荷生吟吟的笑道：‘痴珠那里有死?不就在此!’采秋定神一看，原来不是荷生，眼前的人却是痴珠，手里拿个大镜，说道：‘你瞧!’采秋将唤秋痕同瞧，秋痕却不见了。只见镜里有个秋痕，一身艳妆，笑嘻嘻的不说话，却没有自己的影子。”这两个例证是作者取法《红楼梦》艺术结构的注脚。
由上可见，《花月痕》作者对《红楼梦》的学习是多方面的，也有不少创新的地方。但由于创作思想上的巨大差距，他的成就只能局限在艺术技巧方面。
我们知道，作者生活的时代发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等一系列改变了中国社会性质的重大事件，这时，中国已经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大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岌岌可危，封建统治腐朽不堪。
但我们从作者为小说所作的序文以及他在小说中插入的许多议论来看，他的最大理想只不过是希望封建统治阶级能够识拔贤才，使怀才不遇之士能够施展抱负，以便继续维持大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他不满意于社会的某些黑暗现象，有牢骚，有愤懑，但却不具有正视和批判社会现实的思想觉悟。所以，他对小说的社会背景的描绘异常粗疏，他在小说中所塑造的人物大都游离于现实生活，缺乏时代特征，这就不能不大大降低这部小说的艺术真实性。
《花月痕》最后八回通过一些幻想的情节把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写成胜利，又通过一些编造的妖异故事对太平天国极尽诋毁、诬蔑之能事(如写太平军有妖妇萧三娘助战，采秋得仙姑传授符箓兵法，率女兵女将击破萧三娘妖术等等)，这些章节对于前四十四回的故事来说，显得十分突兀，也很不相类。
蒋瑞藻《小说考证》所录无名氏《雷颠随笔》有评语云：“《花月痕》小说，笔墨哀艳凄婉，为近代说部之上乘禅，惜后半所述妖乱事近于蛇足，不免白璧微瑕。”鲁迅先生对这个“蛇足”的批评是：“至结末叙韩荷生战绩，忽杂妖异之事，则如情话未央，突来鬼语，尤为通篇芜累矣。”这个“蛇足”除了进一步暴露出作者守旧的封建士大夫的顽固立场及其对太平天国革命的敌视态度以外，是毫无艺术价值可言的。
然而，小说这个“蛇足”与前四十四回的故事如此之不相类、不协调，它是否有可能为别人添加?这是个颇值得研究的问题。
这里，得先明确两点情况。第一点是，作者的《花月痕前序》末署“时咸丰戊午暮春之望眠鹤主人序”，《后序》末署“时咸丰戊午重九前一日眠鹤道人撰”，栖霞居士的《题词》末亦署“时咸丰戊午重阳日贵筑栖霞居士读毕谨题”，这些都清楚说明咸丰八年(戊午，1858)作者旅居山西太原时小说已经完成或已经基本完成。
第二点是，小说第45回以影射手法写太平军将领李昭寿投降清军，为咸丰九年事，第49回写太平天国的凉城被攻破，为同治三年事，而第51回写韦小珠奉痴珠、秋痕灵柩回乡安葬，书中则明文点出“已是丙寅二月”，即同治五年。这些又都清楚说明小说最后完成的时间应在同治五年之后。
对这两点互有矛盾的情况，我们原可作出非常简单的解释，即：第44回末写到秋痕之死。小说的主要故事已告结束，作者原稿的全文本来只有这四十四回；同治五年之后，作者在福建又补写了最后八回，同时对全稿作了修订。
但足以引起我们怀疑的尚有下面一些情况。
一、查《魏子安先生年谱》，同治元年作者回到福建以后，未见有补写或修订《花月痕》之记载。
二、《花月痕》初版刊行的时间为光结十四年(1888)，距离作者去世已有15年之久了。三、小说最后八回所编造的采秋帅领女兵女将破敌立功以及采秋筑坛与萧三娘斗法诸种热闹情节，明显受当时流行的侠义小说影响，编造这类故事情节的目的在干迎合一般读者的口味，以便刻书牟利，这与谢章铤所记作者着书的主旨是不相称的。
四、谢章铤的《课余续录》还有一段记载，更值得我们注意，他写道：“子安既殁，予谓子愉(魏秀仁弟秀孚字)曰：‘《花月痕》虽小说，毕竟才人吐属，其中诗文、词赋、歌曲无一不备，且皆娴雅，市侩大腹贾未必能解。若载之京华，悬之五都之市，落拓之京员，需次之穷宦，既无力看花，又无量饮酒，昏闷欲死，一见此书，必破其炭敬、别敬之余囊，乱掷金钱，负之而趋矣。于是捆载而归，为子安刻他书，岂不妙哉!’子愉亦以为然，逡巡未及行，其同宗或取而刻之，闻已颇获市利，近又闻上海已有翻本矣。”这里一方面指出了以刻书营利为目的的书商们(市侩大腹贾)对“娴雅”的《花月痕》的出版不感兴趣，一方面又指出了有人借刊刻《花月痕》以牟利的事实，个中曲折，谢章铤或不便明言，却是很可玩味的。总之，上述种种迹象显示：在作者去世后的十五年中，小说由别人增补能吸引一般读者兴趣的最后八回，同时修改前四十四回的有关文字，使之与所补八回的情节相吻合，特题之日《花月痕全书》，这并非绝无可能之事。将来魏秀仁的其他着作如得以整理出版，相信会有更直接的材料能够澄清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