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

出处：按学科分类—政治、法律 山东人民出版社《组织人事工作辞典》第291页（1971字）

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间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中国共产党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大多数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根据这些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我国阶级斗争形势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毛泽东发动了这场运动。

“文化大革命”共分为三个阶段。(1)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对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对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其掌握了中央的很大一部分权力。

毛泽东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中共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狂热的程度。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人，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朱德、陈云也受到错误的批判。各部门各地方的党和政府的领导机构几乎都被夺权或改组。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在当时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后果。

中共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中共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2)从中共九大到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了中共中央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

1972年，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周恩来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但毛泽东却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使周恩来的正确意见没能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中共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王洪文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加强。

(3)从中共十大到1976年10月。1974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毛泽东先是批准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在发现江青等借机进行篡权活动后，又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

1975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再度陷入混乱。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同年4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同年10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文化大革命”至此结束。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它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