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茂荫

出处：按学科分类—马列 山东人民出版社《《资本论》辞典》第966页（1894字）

【生卒】：1798—1865

【介绍】：

字椿年，号子怀，安徽歙县人。

中国清朝政府的官吏。道光时的进士，历任监察御史，户部、兵部和工部侍郎。他是《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中国人。

他的奏议收入《王侍郎奏议》，共十一卷。

在清代后期，歙县人多出外经商，安徽商人主要经营茶庄、钱庄和典当业，在全国商界中颇有地位，称为徽帮。王茂荫对他们的情况较为了解。

清朝的财政货币制度比较混乱，全国通用的货币是以两计算的白银和铜铸的制钱。十九世纪中叶前后，由于鸦片输入和贸易入超，白银大量外流，加上国内为了筹款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财政赤字猛增。内忧外患弄得国库空虚，朝廷中的一些大臣和史论家们便引经据典地提出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发钞票，另一种是铸大钱。

王茂荫主张前一种办法，属于钞法派。1851年即咸丰元年九月初二日，当时身为陕西道监察御史的王茂荫向皇帝上了一个奏折《条议钞法折》，建议用发行钞票的办法来增加财政收入，以应“粤西之军务未息，河工之待用尤殷”等急需。奏折共十条，内容是主张发行以银两为单位的银票，分十两和五十两二种，而以铜币为辅币。

为了维护钞票的信用，他主张钞票可以兑现，“有持钞者至，或作交钱粮，或兑换银钱，均即如数兑交”。钞票发行额应有限制，先发行十万两，行之有效后再递加，最多以一千万两为限。这样，国家每年所收钱粮和关税等现银，可作兑现本银，足足有余(见《王侍郎奏议》卷一)。

他提出的这套办法不可谓不完善。他的奏折被搁置起来，因为这个建议无法弥补日益亏空的财政开支。但王茂荫本人却受到皇帝的重视，曾让他参与讨论别人拟定的钞法。

为了解决越来越严重的财政困难，咸丰皇帝采取了滥发纸币和铸造不足值的大钱的办法。1853年6月，发行了不兑现的以银两为单位的“官票”；12月又发行了不兑现的以铜钞为单位的“宝钞”；同年6－8月开始铸“当十”和“当五十”的大钱；翌年3月又铸造“当百”、“当五百”、“当千”的大钱。

这种反动的财政货币政策，造成了物价飞涨，市场混乱，正常工商业的破坏。

在这种背景下，王茂荫于1853年即咸丰三年十一月初，奉旨从陕西道监察御史升任户部右待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关于钱法和钞法的兴革成为他的专责。他于同月21日向皇帝上了一个《论行大钱折》，反对铸“当百”、“当五百”和“当千”三种大钱。他指出，由于大钱的法定价值和实在价值相脱离，“以虚作实，似实而虚”，必然造成货币流通的混乱，物价飞涨，因为“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值百民不难以为千”(同上，卷六)。

他主张停止大钱的铸造，又未被采纳。1854年即咸丰四年三月初五日，王茂荫见于当时流行的不兑现的钞票造成市场混乱，又向皇帝上了一个《再议钞法折》。其中说，发行钞票的主张最初是他提出来的，但现行的官票、宝钞则不是他的“原拟之法”。

他认为这些钞票不兑现弊端很多，“宝钞不能易银，即不能置货。此虽强令行用，将来货物日尽，宝钞徒存，市肆必至成空，不独商人自虑，即国家亦不能不代为虑”，“兵丁之领钞者，难于易钱市物，商贾之用钞者，难于易银置货，费力周折，为累颇多”。为了稳定货币流通，纠正弊端，发展正常的工商业，他又提出兑现的主张：“令钱钞可取钱”，“令银票并可取银”，“令各项店铺用钞可以易银”(同上，卷六)。

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王茂荫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23·146－147)。

王茂荫所提办法虽属合理，但和朝廷的政策背道而驰。

朝廷的本意是要借发钞票来集中现银，他却相反地提出商人可以随时兑现，在皇帝和大臣们看来，这种办法会把所有的现银都分散到商人手中去，因此受到申斥。咸丰帝阅后在上谕中说：“王茂荫身任卿二，顾专为商人指使，且有不便于国而利于商者……何漠不关心国事，至如此乎”，并令交恭亲王奕訢和亲王衔定郡王载铨速行核议。1854年4月即咸丰四年三月初八日奕訢等在给皇帝的《为遵旨核议王茂荫条陈钞法不可行折》的结尾写道：“臣等详阅所奏，尽属有利于商，而无益于饷；且该侍郎系原议行钞之人，所论专利商而不便于国，殊属不知大体，所奏均不可行”。接着皇帝又一次在上谕中斥责他：“只知以专利商贾之词，率行渎奏，竟置国事于不顾，殊属不知大体。……王茂荫着传旨严行申饬”(《咸丰东华录》卷二六)。他虽未受到笞刑，但几天后即同月十二日，就把他调任兵部右侍郎，解除了他对新币制的发言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