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理论与政府政策
出处：按学科分类—经济 经济科学出版社《公共经济学大辞典》第173页（10150字）
【内容介绍】：
是什么原因引起经济增长，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并不是一个新领域，早在18世纪亚当·斯密(Smith，1776)的《国富论》就已明确阐述。
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各类经济增长模型纷纷出现，到50年代达到鼎盛时期。然而，异乎寻常的是，政府经济政策的设计者似乎一直没有把增长理论看作是很有助益和实用的理论。
本文将考察一些典型的增长理论并阐示它们的政策含义，主要内容包括：(1)老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分析两大模型，即哈罗德(Harrod，1939)增长模型和索洛(Solow，1956)增长模型，讨论这些模型在经验上可观察到的不足之处。(2)新经济增长理论。近年来形成一种新增长理论，有助于解决老理论的某些缺陷，这些理论强调了正外部性在增长过程中的重要性。(3)促进经济增长的政府政策。借助这些经济增长理论，可以提出不同的政府经济政策的建议，提高一国的长期增长率。
1．两个基本关系
在考察各种增长理论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澄清两个基本关系，即短期增长率与长期增长率的关系和经济增长与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关系。
我们知道，经济增长是指实际国民收入的增加。然而，我们这里感兴趣的实际上不是在经济周期繁荣时期的短期国民收入增加，或经济周期衰退时期的短期国民收入水平下降。我们要考察的是国民收入增长的长期趋势。
图1表达了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因此，我们所要研究的并不是在其生产可能性边界(代表一国的生产潜能)之内的经济变化，而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在该边界之外的年度平均的变化(如图2所示)。
图1 短期经济增长率与长期经济增长率
图2 经济增长与生产可能性边界
生产可能性边界也有助于阐示经济增长的可能原因。引起一国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移动的原因可能有两个：或者是生产要素的可利用数量增加，或者是已存在的生产要素的质量得到改进。任何有据可查的长期经济增长肯定都是这两种原因之一，或者二者兼备。可是，问题在于，这并没有解释生产要素的数量或质量为什么会改变，哪一种要素的贡献更重要。
这就需要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探讨。
2．老经济增长理论
比较老的经济增长理论隐含着一个重要的假设，即可变比例法则或边际收益递减。
该法则只是说随着可变生产要素(比如劳动)相对于固定生产要素(比如资本)而言的持续增加，总产量的增加越来越小。
因此，图3就说明了通过增加劳动力而让资本水平固定时的生产增加趋势。
图3 可变比例法则
另一重要的假设是：如果所有生产要素都按相同的数量增加，那么，规模收益不变。因此，如果仅考察两种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那么，劳动和资本投入增加一倍将导致产出增加一倍。
倘若存在着竞争性市场，那么，这种假设是必要的；倘若存在着规模收益递增，使得企业变得很大，以致削弱了竞争性，那么，这种假设就被认为是不现实的。由于各类模型可能都依赖于竞争的存在(最好是完全竞争)，故这是一个必要的假设。
哈罗德(Harrod，1939)的研究试图利用凯恩斯式的经济分析，提出了一种长期经济增长理论。哈罗德与多马(Domar，1947)的研究成果被人们称之为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的一个重要假设就是价格特别是长期利率不变。哈罗德假定利率是在模型之外决定的，是在货币市场而非商品市场中决定的。
利用简单的凯恩斯式分析，假定计划储蓄等于计划投资，储蓄率(s)是国民收入的一个特定百分比，投资则是由收入和支出预期变化率乘以必要增量资本－产出比率(required incremental capital-output ratio)决定的，资本或投资必须按此数量增加，以便保证产出增加一定数量。这就是所谓的加速数机制。
这种简单的关系可作如下概括：
计划储蓄(S)=计划投资(Ⅰ)
计划储蓄(S)=储蓄率(s)乘以国民收入(Y)=sY
计划投资(Ⅰ)=必要增量资本－产出比率(Cr)乘以国民收入的预期变化(Y′)
=CrY′
通过对上述这些表述进行整理，我们就可以得到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基本关系式：
S=I (1)
S=sY (2)
I=sY (3)
I=CrY′ (4)
sY=CrY′ (5)
最后，(5)式的两边同除以Cr和Y，得到下列关系式：
s／Cr=Y／Y (6)
这就是所谓的“有保证的”增长率，即该国的商品和服务市场处于均衡状态下(计划的意愿储蓄=计划的意愿投资)的国民收入增长率。
哈罗德－多马模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说，如果国民收入的预期增长率与有保证的增长率不相同，就存在着不稳定性。例如，如果预期增长率低于有保证的增长率，那么，在所考察的时期内，实际收入就会低于预期收入。这是因为在预期增长率之下将发生的投资水平低于有保证增长率之下的投资水平，亦即意愿投资将低于意愿储蓄，因此，实际收入将下降。
这将使企业的能力出现闲置，预期会进一步降低增长率，从而引起投资率下降，实际收入进一步降低。倘若预期增长率高于有保证的增长率，那么，这一过程的变化方向就会相反。因此，他们认为这种增长率稳定在“刀刃”上：倘若有保证的增长率等于预期增长率，就会保持稳定增长；可是，只要二者间出现偏离，经济就会上下波动。
经济供给面的可能增长可用所谓的“自然”增长率来说明，这是经济的供给面可以促成的最大增长率。依据定义，决定自然增长率的因素有二：劳动力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这两个因素将提高经济的生产潜能，使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右移动。
如果有保证的增长率等于自然增长率，就会出现经济增长的稳定状态。如果有保证的增长率低于自然增长率，经济增长也会有一种稳定状态，但失业率会持续上升；投资水平不足以提供足够的资本来雇佣全部工人，而且，只要有保证的增长率一直低于自然增长率，这种状况就将继续恶化。倘若有保证的增长率高于自然增长率，经济增长就会受到劳动短缺的约束。
计划储蓄将超过计划投资，引起超额能力和失业。
这种超额能力将引起企业减少投资，从而引发经济的递减趋势，就像上述的“刀刃”性质的增长率。这两个问题都可以通过适当的政府政策予以解决。
索洛(Solow，1956)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与哈罗德的模型之间的主要差异在于：要素价格(包括长期实际利率)被看作是可变的。可变价格的存在意味着：如果有保证的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之间出现不一致，要素价格将适当变化。也就是说，资本－产出比率(Cr)可以发生变化，而这在哈罗德模型中是不可能的。
资本－产出比率可以变化意味着有保证的增长率在达到与自然增长率相等的地步之前会变化。
例如，如果有保证的增长率高于自然增长率，那么，劳动短缺就会推动实际工资上升，而资本过剩就会迫使实际利率下跌。这会引起企业以资本替代劳动，以便使生产成本最小化，而提高了资本－产出比率。
在有保证的增长率等于s／Cr既定的情况下，资本－产出比率(Cr)的提高将降低有保证的增长率。这一过程将持续下去，直至有保证的增长率再次等于自然增长率为止。
其含义在于，有保证的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彼此间趋于相等，那么，经济一般就表现为稳定状态的经济增长。
同样，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两个因素正是决定自然增长率的因素：劳动力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
在大多数经济文章中，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被接受为标准的经济增长模型。一种众所熟悉的技术即“增长会计”(growth accounting)，试图依据理论假设澄清特定国家或一组国家经济增长的具体原因，例如，丹尼森(Denison，1967)就曾作过这样的研究。
这种增长会计研究的最显着的特征也许是：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常常是计算中的余数或残差，该余数被归因于技术进步。尽管指出了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但因没有解释技术进步的原因，故也就没有说明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而这种技术进步被认为也许是以科技方面取得突破性成果而发生，就好像是天上掉馅饼一般，故换言之就是：技术进步外生于该模型。
新古典经济增长论可以引伸出一些重要的含义：
第一，随着一国的资本－产出比率提高，其经济增长率将下降，这是因边际收益递减法则这种假设所致。
倘若在生产过程中增加了资本的使用而没有相应增加劳动使用，那么，资本收益递减将引起增长率下降。因此，这种含义在于：投资对于长期增长而言并不重要，因为投资增加对产出的有益影响将被较高的资本－产出比率所抵消。
第二，欠发达国家应当能够比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更快(至少在投资率相同的情况下是如此)。换言之，将存在着这样一种趋势，即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会赶上人均收入较高的国家。只要欠发达国家的资本基础小于发达国家，那么，引起资本－产出比率提高的投资增加受收益递减的不良影响程度不会与发达国家的相同。
第三，经济应当在稳定状态下增长。随着资本－产出比率可以改变，有保证的增长率将等于自然增长率，那么，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增长率预期是稳定的。当然，稳定状态增长不一定就是以相同的比率增长，经济周期仍然会在短期内引起波动。
依据索洛模型推导出来的上述三种含义似乎不很准确。从相当长的时间来看，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似乎并没有持续下降，而且，拉丁美洲国家和许多亚非国家的经济也没有表现出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趋势。
这种情况的一种解释是：持续的技术进步成功地避免了收益递减的趋势。可是，这一观点遇到了与增长会计相同的问题：没有解释是什么因素引起技术进步。
3．新经济增长理论
虽然关于增长理论的许多建议包含了最近发展的一些成分，诸如阿罗(Arrow，1962)的“边干边学”(learning-by-doing)理论和规模经济的重要性等，但新增长理论一般认为起始于罗默(Romer，1983)的博士论文，后被称之为“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y)。该理论与索洛模型的主要区别是：第一，对于资本的构成，看法更广。
特别是强调了知识作为资本组成部分的作用和重要性，甚至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生产要素。第二，在增长过程中，存在着重要的正外部性。
第三，新理论与不完全竞争而非完全竞争相容。
新经济增长理论可以分为两个类型。第一类是罗默(Romer，1986)的研究思路，他假定规模收益不变(与传统模型类似)，但在增长过程中内在一种正外部性。其要点是，资本积累行为引起正的学习外部性发生。
比如，电子产品中的硅片在第一次被使用时，是以某种特定方式使用的生产技术。但是，人们逐渐认识到，它的进一步会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种正外部性源于它的最初应用，后形成一种累积过程，这非常类似于阿罗的“边干边学”。
在硅片的应用过程中，人们在无意中汲取了经验，收获甚丰。
这种无意的知识收获就是一种正外部性。后来，金和罗伯森(King and Robson，1989)把阿罗的“边干边学”发展为“边看边学”(learning-by-watching)。
对某一生产者而言，不一定积极从事某一特定领域的资本积累，这种学习外部性就可使其获益。
新增长理论的第二类强调的是特定增长因素而非资本积累的某种外部性在全生产要素生产率提高中的作用，这种因素本身就具有外部规模收益递增性质。
这类既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productivity of all factors)又具有正外部性的增长因素有很多，比如人力资本。教育既能提高人们的劳动技能，又能使人们产生新思想，同时还会产生正外部性，因为这些技能和思想会有益于其他人和其他企业。又如企业从事的研究与开发活动，在提高生产率的同时也具有正外部性，其他企业也可以使用并从中获益。进一步而言，公共投资(比如交通系统的公共投资)也属此类，既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又有益于广大的生产者。
新增长理论具有许多重要含义：
第一，该理论能够解释与标准的新古典理论相矛盾的那些经验观察。增长过程中的正外部性解释了发达国家的增长率为什么没有减速。正外部性阻止了资本－产出比率提高，所以，发达国家的投资增加并没有减缓增长。
这就是说，投资的确对经济增长率很重要，与索洛模型的含义不同。
第二，一旦投资水平达到了一定程度，不同国家因受益于不同的正外部性水平，而显然会形成增长率不同的不同增长路径。例如，德国、日本以及所谓的“东亚老虎”(east Asian tigers)起始于高于其他国家的投资水平，得益于增长过程中的正外部性，并防止经济增长的正外部性外溢于其他国家。
这的确有助于解释欠发达国家为什么不能赶上发达国家。
第三，倘若外部冲击将改变投资水平，那么，各国的累积性增长率就会不同，因为变化了的投资水平会改变外部性水平。
例如，20世纪70年代初的石油价格冲击引起投资普遍下降，因为它提高了世界利率，降低了世界支出，引起很多发达国家的政府采取限制性经济政策。一旦很多国家削减了投资，增长的外部性也就随之减少，各国都处于较低的增长路径上。所以，新增长理论也有助于解释战后增长率加速和减速的原因。
新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与完全竞争不相容。
倘若存在外部性，市场就存在失灵现象；一旦存在着正外部性，生产就会低于其最优水平。在我们所看到的具有正外部性特征的所有情况中，最突出的就是研究与开发(research and development，R&D)。问题是企业所进行的研究与开发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共用品的特征，一旦取得成果，即使有专利保护也很难阻止其他企业从中获益。因此，这些企业在其研究与开发方面就陷入了对策论中所谓的“囚徒的困境”(prisoners’dilemma)。
等待其他人去研究与开发，然后自己照抄，没有成本，这也许就是所谓的“边看边学”。可是，如果所有企业都如此这般，那么，研究与开发同其最优水平相比肯定是不足的。
教育也是如此，虽然问题没有这么严重，但供应不足也不是不可能的。由于接受教育的个人只会得到有益于全社会的利益的一部分，因此，个人仅基于私人收益决定接受教育的数量，低于从全社会来看的最优水平。
鉴于这些市场失灵现象，政府干预行为就有了其合理性。
4．政府政策与经济增长
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给出最明确的政府政策含义的增长理论是索洛模型。
其要点是政府政策对长期增长率没有实际影响：增长率由自然增长率决定，而自然增长率又取决于劳动供给增长(主要是人口增长率的函数)和技术进步(除了侥幸的发现和发明之外没有表明原因)，政府政策起不了什么作用。要说政府政策有作用的话，也可能是在于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行和尽可能使价格迅速调整。
这表明，有保证的增长率一偏离自然增长率，通过资本－产出比率的必要变化而立即得到矫正。因此，这种政策趋向于政府干预水平越低越好。
哈罗德增长模型所暗示出的政府政策，其作用比较积极。如果有保证的增长率不等于自然增长率，这种情况因资本－产出比率固定而持续存在，经济可能会陷入困境。
如前文所述，倘若有保证的增长率低于自然增长率，那么，就会存在着失业，原因在于投资不足，没有能力雇佣全部可利用的劳动力。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率较低而自然增长率较高，所以，这一特征在发展中国家比在发达国家表现得更为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试图能提高有保证的增长率。在资本－产出比率固定的情况下，政府通过影响储蓄率而改变有保证的增长率。为了提高有保证的增长率，就必须要提高储蓄率(因为有保证的增长率是从s／Cr这种关系中推导出来的)。政府实现这一目标的最简单的方法是：政府蓄意实行预算盈余政策，因为这等同于政府的净储蓄。从当期消费中取得资源，然后把这些资源用于投资。因此，增加税收的政策也许是一种可行的方法。
在哈罗德－多马模型中，相反的情形是有保证的增长率高于自然增长率。实际增长率有可能低于有保证的增长率，因为劳动力短缺不能适应投资水平所产生的经济能力。
这种超额能力将引起企业降低其投资水平，继而降低总需求水平，产生更大的超额能力，再次引起企业削减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需要降低有保证的增长率，最简单的方法是通过预算赤字降低储蓄率。
因此，这时，适当的政策反应可能是削减征税水平。当然，这正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对超额能力状态的反应。
新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似乎主要来源于正外部性在增长过程中的重要性。倘若全部依赖市场，那么，正外部性就会使生产达不到最优水平。
对于这种情况，标准的政府反应就是对具有正外部性的产品予以补助。按照新增长理论的主张，这类补助的对象主要是研究与开发、人力资本(教育)甚至是整个投资领域。同时，辅之以一般性税收融资的公共投资。这种补助的理想程度是使补助额等于正外部性价值，从而使企业在边际社会生产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收益的水平上生产商品和服务。
诚然，这种政策也有问题，主要在于增长外部性的不可预测性和不确定性。也就是说，要想确定理想的补助数额极其困难。尽管如此，许多国家事实上已经这样做了，诸如提供免费教育或补助教育，进行大量公共投资，从事研究与开发活动等。
在税收制度的设计方面，新增长理论认为应当注意投资所带来的正外部性。这意味着对储蓄和利润的征税水平要低于其他所得税，因为储蓄和利润的增加会促进投资。因此，有人主张实行这样一种税制，即只对支出征税，这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明显方法。
新增长理论中的另一政策含义是鼓励自由贸易。从某种意义上说，促进自由贸易便于各国间“边看边学”。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通过与发达国家的自由贸易，可以获得很大的学习收益。
这可以认为是发展政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新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需要注意如下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该理论并没有说在增长过程中需要强大的政府干预，其原因主要表现在：(1)政府失灵，特别是难以测定增长过程中产生的正外部性的规模。(2)利用相机抉择税收提供补助，可能会对经济活动造成扭曲。
(3)政治家的效用最大化行为可能意味着，补助给予了特定利益集团，而不是从整个经济角度来考虑。
第二，该理论的政策含义很少或没有提到增长过程中的许多其他因素，诸如一国的制度框架、法律框架和金融框架等(Crafts，1992)。在有些国家，集体性讨价还价可能是决定投资水平的重要因素。因此，如果考虑这些因素，该理论的政策含义还有很大不同。
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Harrod-Domar Growth Model)
索洛增长模型(Solow Growth Model)
内生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and Fiscal Policy)
财政政策与长期经济增长：文献综述(Fiscal Policy and Long-Run Economic Growth：A Survey)
Arrow, K. J., 1962,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Learning by Doing,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9.
Crafts, N., 1992, Productivity Growth Reconsidered, Economic Policy.
Dension, R. F., 1967, Why Growth Rates Differ: Postwar Experience in Nine Western Countries, Brookings Institution.
Domar, E., 1947, Expansion and Employ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7.
Harrod, R. F. , 1939, An Essay in Cynami Theory, Economic Journal 49.
King, N. and M. Robson, 1989, Endogenous Growth and the Role of History, LSE Financial Markets Discussion Paper,No. 63.
Romer, P. M., 1983, Dynamic Competitive Equilibria with Externalities, Increasing Returns and Unbounded Growth,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Romer, P. M., 1986,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
Smith, A., 1776,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Clarendon Press (1976).
Solow, R. M. , 1956,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