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出增长的宏观经济模型
出处：按学科分类—经济 经济科学出版社《公共经济学大辞典》第243页（10588字）
【内容介绍】：
20世纪初以来，各国的财政支出变化呈现出如下态势：第一，世界各国的财政支出比率(财政支出占GNP的比率)呈上升趋势；第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的财政支出比率上升得较快；第三，经济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支出比率高。
尽管80年代中期以来，各国的财政支出比率的增长率放慢了，但不能说财政支出增长趋势会逆转，而可能是由于各国政府政策有所变化，也许更有可能是财政支出的规模逐步趋于上限。财政支出的扩张引起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关注，而经济学家从各种角度寻找这种变化趋势的原因，形成了许多富有见地的宏观经济理论。
1．政府活动扩张论
1．1 瓦格纳法则
早在19世纪80年代，德国经济学家瓦格纳(Wagner，1890)考察了英国产业革命和当时的美、法、德、日等国的工业化状况之后，认为一国工业化经济的发展与本国财政支出之间存在着一种函数关系：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对社会进步的政治压力”增大以及在工业经营方面因“社会考虑”而要求增加政府支出。后人称之为“瓦格纳法则”(Wagner’s law)。瓦格纳当初并没有以“法则”或“规律”的形式表达他的思想，是20世纪70年代初财政学家伯德(Bird，1971)在解释瓦格纳的贡献时才将这一思想称为瓦格纳法则。瓦格纳法则可以作如下表述：随着人均GNP的提高，财政支出占GNP的比率相应提高。
图1中的OG曲线阐示了财政支出与GNP之间的函数关系。在工业化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财政支出随着GNP的提高而增加。
图中的a、b点是曲线上的任意两点，惟一的区别是a点发生在b点之前。
图1 瓦格纳法则
根据图1所示的函数关系，可以引申出三个概念：财政支出比率(财政支出占GNP或GDP的比率)、财政支出的收入弹性(财政支出增加百分比与GNP或GDP增加百分比之间的比例)和边际支出倾向(财政支出的增加占GNP或GDP增加的比例)。用图中的符号来说明，第一，Gb／Yb＞Ga／Ya，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国工业化经济的发展，人均收入的增加，财政支出比率必然上升；第二，［(Gb－Ga)／Ga］／［(Yb－Ya)／Ya］＞1，即财政支出的收入弹性大于1，表明随着人均GNP的提高，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快于GNP或GDP的增长速度；第三，(Gb－Ga)／(Yb－Ya)或△G／△Y是指边际财政支出倾向，表明GDP(或GNP)增加一个单位，财政支出会增加多少。
瓦格纳认为财政支出比率上升趋势的最基本的原因是工业化：工业化→人均收入增加→政府活动扩张→财政支出比率提高。
首先，市场失灵和外部性的存在需要政府的活动增加。瓦格纳认识到，随着经济的工业化，不断扩张的市场与这些市场中的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化，这需要建立司法体系和管理制度，以规范行为主体的社会经济活动。其次，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以及从事的生产性活动，也会随着经济的工业化而不断扩大。
因为随着工业化经济的发展，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更加突出，市场机制不可能完全有效地配置整个社会资源，需要政府对资源进行再配置，实现资源配置的高效率。
再次，城市化以及高居住密度会导致外部性和拥挤现象，这些都需要政府出面进行干预和管制。最后，教育、娱乐、文化、保健以及福利服务的需求收入弹性较大，要求政府在这些方面增加支出。
这就是说，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人们对上述服务的需求增加得更快，政府要为此增加支出。
瓦格纳法则虽然没能从根本上回答为何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会快于GNP的增长速度，但确实正确地预测了公共支出不断增长的百年趋势，而且为后人研究财政支出增长规律奠定了理论基础。
但是，瓦格纳的理论也存在着许多明显的不足。
第一，瓦格纳的模型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建立，这一背景就是工业化。
工业化既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也是财政支出扩张的源泉。可是，一旦经济发展到成熟阶段或处于滞胀时期，财政支出膨胀应做如何解释?第二，该理论在解释财政支出的增长时，没有考虑政治制度、文化背景，特别是公共选择等因素。
如果公共选择充分私有化，说不定财政支出无论是在绝对规模上还是在相对比率上都有可能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而下降。第三，瓦格纳法则主要站在需求角度来解释财政支出的增长。
也就是说，该法则只解释了共用品需求的扩张压力，没有从供给面考察财政支出的增长。
1．2 长期收入模型
倘若公民对政府服务的需求及其纳税的意愿具有收入弹性，那么，瓦格纳法则就成立，财政支出的增长就会快于经济增长，或者财政支出增长速度会比经济增长速度更慢。可是，很多批评意见认为，该法则并没有解释公共服务的需求为什么具有收入弹性(Tarschys，1975，p．9－31)。其中，奥特和克里斯特尔(Alt and Chrystal，1983，p．220－237根据费里德曼(Friedman，1957)提出的现代消费理论，构建了财政支出的长期收入模型，发展了瓦格纳法则。
他们认为，财政支出取决于一定时期的收入而非某一时点的收入。按照费里德曼的说法，长期收入是在将来不变的年度收入流量，折现至现在的价值等于实际收入的现值加上初始财富。
因此，这种模型的基本思想是政府的长期支出决策要与其将来的长期收入预期联系在一起；倘若只是把当期支出与当期收入联系在一起，就会出现错误的计划。
财政支出的长期收入模型可以表示如下：
Gt=kYpt (1)
式中各符号的经济含义是：
Gt——在时间t的财政支出
Ypt——在时间t的长期收入
k——比例参数(0＜k＜1)
由于长期收入取决于未来的收入预期，故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预期形成的方式。奥特和克里斯特尔采用了适应性预期模型(adaptive expectations model)，即
Ypt－Ypt－1=λ(Yt－Ypt－1) (2)
其中，Yt代表当期收入。
这表明，按照当期收入与前一时期的长期收入之间的关系，长期收入的估价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例如，倘若前一时期的当期收入大于长期收入，那么，当期的长期收入就要向上调整，λ参数表明的就是调整速度。如果λ=1．0，那么，调整可能是瞬时的；但是，如果λ＜1，那么，调整就会经过若干时期。
整理(2)式，我们得到：
Ypt=(1－λ)Ypt－1+λYt (3)
倘若该方程追溯以前的情况，那么，我们就得到通称的分配性时滞方程(distributed lag equation)：
把(3．1)式代入(3)式，得到：
Ypt=(1－λ)［(1－λ)Ypt－2+λYt－1］+λYt (4)
然后再把(3．2)式代入(4)式，得到：
Ypt=(1－λ)2［(1－λ)Ypt－3+λYt－2］+λ(1－λ)Yt－1+λYt
这种替代过程反复进行，最终我们得到：
由于(1－λ)是一个比例，故(1－λ)n+1→0。于是，上述方程式变为：
该方程式表明，依据适应性预期模型推导出来的长期收入等于所有以前收入的加权之和，权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小。
把上式代入(1)式，得到：
如果把(5)式变成上一期的财政支出方程式并两边同乘以(1－λ)，得到：
然后，(5)式减去(6)式，得到：
Gt－(1－λ)Gt－1=k(λYt)
Gt=kλYt+(1－λ)Gt－1 (7)
奥特和克里斯特尔(Alt and Chrystal，1983，p．226－227)估计了美国和英国战后时期的这种政府消费函数，认为他们的估计方程拟合性很好，参数经受得住检验，而且在一定时期内比较稳定。
这种财政支出增长的适应性预期模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经验分析上都存在着问题。
理论上说，他们明确采用了政府决策的政策最优化模型，指出“经济政策的最优化模型假定政府选择一系列工具变量x的值，以使某种目标函数w最大化，这种目标函数的最大化取决于这些工具变量和某种目标变量y”。换言之，政府在各种限制条件下，力争实现经济管理的最佳可能的结果。可是，该模型的致命问题是它与这种最优化模型基本不一致。最优化的政府不会利用适应性预期，反而会利用理性预期(Muth，1961，p．315－335；Lucas and Sargent，1980)，这表明财政支出总体上与长期收入无关(Hall，1978，p．971－988)。其原因在于：倘若政府的预期是理性的，这意味着政府已经利用全部可获得的信息来有效地估计长期收入，就不应当再预期将来的长期收入会改变。
2．梯度渐进增长论
英国经济学家皮库克和威斯曼(Peacock and Wiseman，1961)在20世纪60年代初对英国财政支出的历史数据进行了经验分析，认为在正常年份财政支出呈现一种渐进的上升趋势，但当社会经历“激变”时(如战争、经济大萧条或其他严重灾害)，财政支出会急剧上涨；当这种“激变”时期过后，财政支出水平将下降，但不会低于原来的趋势水平。
他们的理论实质上阐明了财政支出增长的两类原因，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
财政支出增长的内在因素是指公民可以忍受的税收水平的提高。
在他们看来，政府的意愿是财政支出越多越好，这样可以使政府的权力不断扩大；而民众的意愿是税收负担越低越好。
政府的征税水平一旦超过了公众的忍受限度，他们就会通过手中的选票行使否决权。因此，政府的财政支出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税收水平的制约。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即使税率保持不变(何况大多数国家的税制具有累进性)，税收收入也会随之增加，财政支出便与GNP呈同步增长。
因此，GNP↑→人均收入↑→税收收入↑→财政支出↑这种逻辑过程，揭示出在正常情况下财政支出呈渐进增长趋势的内在原因。
财政支出增长的外在因素是指社会动荡对财政支出造成的压力。
在危急时期，私人部门无法解决战争、饥荒、经济危机所造成的种种社会经济问题，只有政府采取行动才能缓解这些灾难对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
因此，此时的财政支出必然呈阶梯式上升。
皮库克和威斯曼利用三个相互联系的概念即置换效应、审视效应以及集中效应，分析了非常时期的财政支出增长过程。
置换效应(displacement effect)。
置换效应包括对以前财政支出水平的置换和对私人部门支出的置换。前者是指在危急时期，新的、较高水平的支出替代了以前的、较低的支出(税收)水平；而在危急时期过后，这种新的支出水平因公众的“税收容忍”程度(纳税能力)提高而不会逆转，即使支出水平有所下降，也不会低于原来的趋势水平。后者是指在社会总资源的配置中，私人部门的份额因公共部门的份额增加而减少，也就是说，在危急时期，财政支出在一定程度上会替代私人支出，而且财政支出的增加呈阶梯状。
审视效应(inspection effect)。
社会动荡暴露出许多社会问题，迫使政府和公众重新“审视”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各自的职责，认识到有些社会经济活动应当纳入政府的活动范围，公共部门需要提供一些新的共用品。与此同时，随着公众的觉悟水平提高，可容忍的征税水平在危急时期过后明显增加。
这样，公共部门规模的扩张、财政支出规模的增长趋势不可避免。
集中效应(concentration effect)。在非常时期，中央政府显然要集中较多的财力，甚至会发行大量公债以满足其猛增的需求。
不仅如此，即使在正常时期，为了促进经济增长，中央政府也会其活动范围和支出规模。
梯度渐进增长论可以用图2来阐示，突出了战争支出对财政支出变化格局的影响，也就是说，战时的支出激增对战后支出状态的影响。图2a描述了民用财政支出在战后又恢复到它原来的增长路径的情况，图2b说明的是战时财政总支出的增长趋势延续至战后，因为民用财政支出水平提高了。
最后一种情况如图2c所示，民用支出在战后暂时增加，尔后又逐渐恢复到它原来增长路径。其实，这三种情况都在于说明民用支出在战后财政总支出增长中的作用。
图2 梯度渐进增长论
3．临界极限论
财政支出增长的临界极限论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Clark，1945，p．371－389)提出来的，他从“可容忍的征税水平”角度出发，根据若干西方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验数据，认为当政府的税收收入和其他收入占GDP的比率超过25%时，就一定会发生通货膨胀，即使在预算保持平衡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克拉克认为：第一，当政府课征的税收达到临界比率25%时，人们的行为方式将发生变化，其活动的生产性将下降。原因在于在累进税制下，额外收入的课征比率递增，人们的积极性受挫。第二，人们缺乏对政府支出的各种通货膨胀性融资方法的抵制力。
前者趋于减少总供给，而后者因通货膨胀性融资方法所导致的购买力增加，使得有效总需求扩张。这种新的“总供给－总需求均衡”在资源高度就业情况下造成通货膨胀。
从其集中于诸如“可容忍的征税水平”这类制度性因素的意义上说，临界极限理论类似于皮库克和威斯曼理论中的置换效应。这种理论在学术界不甚流行，但在商界得到广泛支持。
可是，经验证据表明，许多国家早已打破了25%的“极限”，但并没有引起明显的通货膨胀。当然，通货膨胀显然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4．发展阶段增长论
罗斯(Rose，1976，p．247－290)曾就31个国家自1849年以来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经验研究，把国家的发展区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政府只参与保证国家生存的基本活动。在此阶段，政府的具有两大功能，一是保卫国家的领土完整，二是维持国内秩序。在这两大功能基础上派生出第三个功能，即为实现两大基本功能的资金需要而出现的筹措资金的功能。
在第二阶段，政府参与物质资源的动员或社会经济基础设施的发展，诸如道路、铁路、邮电、通讯等。这一阶段是第一阶段的持续，即政府仍然以防卫为主。在第三阶段，政府参与社会福利和消费品的提供。这常常是伴随着选举权的拓展，导致群众性选举的政治影响增大。可见，罗斯的三个阶段主要是指政府职能的演变过程，导致财政支出扩张。而理论文献在分析财政支出的增长与发展阶段之间的关系时，主要是指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关系，即所谓的马斯格雷夫－罗斯托模型。
马斯格雷夫(Musgrave，1969)和罗斯托(Rostow，1971)都曾经论述过经济发展阶段与财政支出增长的关系，因此这种理论被称之为发展阶段增长论。特别是马斯格雷夫教授对不同的发展阶段各类财政支出的增长变化作了详尽的阐述。
他把整个财政支出划分为军用支出和民用支出，而民用支出按其经济性质又进一步划分为公共积累支出、公共消费支出和转移性支出；同时把经济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成熟阶段，并认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三类支出的增长情况各异。
公共积累支出。
马斯格雷夫认为，财政投资占社会总投资的比重取决于资本品的外部性。
公共部门主要从事具有较大外部经济性的投资，私人部门则主要从事具有较大内部经济性的投资。
(1)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公共积累支出应占较高的比重。交通、通讯、水利等经济基础设施具有极大的外部经济性，私人部门不愿投资，而这些经济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也影响着私人部门生产性投资的效益。
因此，政府必须加大经济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创造良好的生产经营和投资环境，加速经济“起飞”。(2)在经济发展的中期，私人部门的资本积累较为雄厚，各项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也已基本完成，财政投资只是私人投资的补充。
因此，公共积累支出的增长率会暂时放慢，在社会总积累支出中的比重也会有所下降。(3)在经济发展的成熟期，财政投资的增长率有可能回升。因为在这一时期，人均收入水平很高，人们对生活的质与量提出更高的要求，需要更新经济基础设施，加大社会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的投资。
公共消费支出。
公共消费支出的增长率取决于社会成员对共用消费品需求的收入弹性，而从整个经济发展阶段来看，这一弹性一般大于1。根据恩格尔法则，随着一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方式会发生变化。衣、食等基本消费品在整个消费支出中的比重会逐渐下降，而需要共用消费品作补充的私用消费品的支出比重会不断提高，因而公共消费支出占社会总消费支出的比重就会相应提高。这种现象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和中期表现得还不十分明显，但到了经济发展的成熟期，人们的消费档次大大提高，特别是“成人玩具”的出现(如私人拥有的摩托艇、豪华轿车、耐用娱乐奢侈品)，不仅需要政府提供各种公共设施与之配套，而且政府的各种管理费还会增加。
此外，随着人们对生活环境和质量要求的提高，政府的有关管理机构(如治安、环保)不断膨胀。这些都将导致公共消费支出的增长趋势。
转移性支出。马斯格雷夫支出，转移性支出的大小取决于经济发展各阶段政府的收入分配目标。如果政府旨在减少收入分配中的不公平，转移性支出的绝对额会上升，但转移性支出占GNP的比例不会有多大变化。如果政府的目标是确保人们的最低生活水平，转移性支出占GNP的比例会随着GNP的增长而降低。但是，罗斯托则认为，一旦经济发展进入成熟期，公共支出的主要目标将会由提供社会基础设施转向提供教育、卫生和福利等方面的服务。此时，用于社会保障和收入再分配方面的转移支出规模将会超过其他公共支出，而且占GNP的比重都会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参考文献】：
纯共用品的配置理论(Theory of Pure Public Goods Allocation)
官僚与配置无效率(Bureaucrats and Allocative Inefficiency)
估价和评判政府决策的一个理论原则：最大社会收益原则(Theoretical Principles for Evaluating and Judging Government Decisions：The Principle of Maximum Social Gain)
财政支出增长的微观经济模型(Microeconomic Models of Public Expenditure Growth)
财政支出增长的政治模型(Political Models of Public Expenditure Growth)
财政支出增长的经验分析模型(Empirical Analysis Models of Public Expenditure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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