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出增长的微观经济模型

出处：按学科分类—经济 经济科学出版社《公共经济学大辞典》第249页（15356字）

【内容介绍】：

在“财政支出增长的宏观经济模型”辞条中，我们比较全面地分析了财政支出增长的宏观经济模型，即从宏观总量或结构等因素来解释财政支出膨胀的原因。

本文根据布朗和杰克逊(Brown and Jackson，1990，p．127－146)的分析，探讨财政支出增长的微观经济模型。

1．微观经济模型的基本框架

财政支出增长的微观经济模型，其目的在于澄清公共提供的物品和服务的需求因素，并考察它们对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公共服务的供求相互作用决定由国家预算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水平，继而产生对公共服务的引致需求。

由于这类支出大多属于消耗性支出，故此，为了解释消耗性支出的增长，就必须根据其投入品的价格变化来解释所利用的投入品数量的增加。

可见，布朗和杰克逊(Brown and Jackson，1990)建立的微观经济模型，旨在解释公共部门投入品的引致需求的变化。

该模型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这种微观经济模型属于实证模型，按各种因素分析财政支出的增长路径。第二，本模型不讨论共用品供给的效率，至于诸如通过国家预算应当提供多少共用品以及有效的税收价格应当如何确定等规范性问题已在“纯共用品的配置理论”辞条中(特别是共用品配置的萨缪尔森模型)有所论述。第三，作为一种实证模型，该模型也是一种行为模型，但是，某些行为假设比较幼稚。

可是，如果行为假设过于复杂，模型就会失去可操作性。第四，从其形式上看，本模型是一种比较静态模型。

建立财政支出增长的微观经济模型的起始点是界定公共部门的产出。一般而言，政府的消耗性支出的绝大部分用于准共用品或混合品而非纯共用品。

该模型要解决的问题是：在通过公共集体行为组织的活动既定的前提下，这些活动在一定时期内无论是在绝对规模上还是相对于私人部门活动而言为什么会增加?

由于在大多数情况下公共部门的产出是无形的，故这种产出的衡量极其困难，这就需要我们弄清公共部门产出的性质。就拿教育来说，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其用途。

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并将影响着个人的收入潜能。但是，教育的许多特征使它成为一种当期消费品，而有些特征又使其成为一种耐用消费品。人们出于对知识的渴望而需要知识，或者被迫接受教育，这些可能都与他们对教育提供的未来收益的需求无关。其他一些物品和服务诸如治安服务、消防服务、环境卫生服务以及保健服务等也属于多维物品，能够满足许多不同的需求。

尽管公共部门提供的每一种服务都具有多维用途性质，但为了简化分析，只讨论某一种物品或服务的一个层次。这样，我们就可以考察人们对公共服务的不同需求量(即不同的公共服务水平)，讨论公共部门所供给的不同的服务水平。

尽管澄清公共部门的产出比较复杂，但问题不能扩大化。无论是共用品还是私用品，有些问题是共同的。例如，有形的私用品实际上是中间消费品，也就是说，消费者真正感兴趣的是有形消费品的无形收益流量。如汽车是一种中间消费品，消费者需求的是旅行时间而非汽车本身。

很多公共部门的情况是提供(生产)活动与这种服务利益的消费是同时的，即没有中间消费品。例如，医生或护士在提供保健服务的同时，病人(消费者)就正在消费这种服务。

因此，消费者消费共用品和私用品都能增加其利益。

这一思想可以用下式表述第i个个人的情况：

Uⁱ=Uⁱ(G，P) (1)

式中，G代表公共部门最终产出向量，P代表私人部门最终产出向量，U代表效用函数。

因此，任何一个人在其预算约束下会一定数量的G_k(G_k代表第k种公共提供的物品)。令代表个人i需求的第k种公共提供物品的一定数量。

为了生产一定数量的G_k，公共部门需求组织一系列生产活动。例如，倘若要提供一定水平的治安，公安部门就要选择提供一系列活动，诸如巡警的数量、巡逻的频率、警察是步行还是乘车巡逻等。

对于一种既定的产出水平，这类活动的组合是多种多样的，亦即不同的生产函数可以用来生产相同的产出水平。可是，虽然产出水平是相同的(利用不同的生产函数)，但生产这些产出的质量和成本很可能因不同的生产函数而不同。

公共部门最终产出与用来生产这些产出的一系列公共部门活动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公式作如下表述：

X_k=Xk(L_k，M_k) (2)

G_k=G_k(X_k，N) (3)

式中各符号的经济含义是：

G_k——第k种公共服务的最终产出

X_k——用来生产G_k的中间活动

L_k——在生产G_k过程中投入的劳动

M_k——在生产G_k过程中投入的物资

N——人口规模

综上所述，我们清楚地看到财政支出增长的实证模型的构成要素，或者说财政支出增长的主要原因：第一，公共部门最终产出的需求变化；第二，生产公共部门产出的一系列生产活动的变化以及生产过程中所用的投入品组合的变化；第三，公共部门产出的质量变化；第四，投入品的价格变化。

2．各种决定因素的阐示

2．1 公共部门产出水平的决定

我们“纯共用品的配置理论”辞条中已讨论过公共部门产出的需求和产出水平的决定。

为了简化分析且又不失现实意义，以中位选民理论和唐斯(Downs，1957)的选票最大化政治家理论作为公共部门产出水平的决定理论。这种方法比较接近现实，因为作为一名通过选举产生的行政首脑，他必须既要关心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的质量又要关心这些服务的成本。倘若他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为了再次当选，他就必须行走在那些想要政府多干事的人与那些想向政府少付钱的人之间的狭窄道路上。倘若他是一位出色的行政长官，他就会通过提高政府的效率和生产率来拓宽这条道路(Brown and Jackson，1990，p．131)。

政治家必须要知道他的选民对税收和公共支出计划的偏好。如果他希望当选，他就必须对“可容忍的税收负担”(Peacock and Wiseman，1961)非常敏感，与此同时，他还要尽力满足对公共部门产出的各种需求。

从建立经济模型的角度来看，中位选民理论是一种有用的工具，它可以使我们假定选票最大化的政治家试图建立满足中位选民的税收和支出计划。

在上述基本的行为假设确立的前提下，我们继而就该模型的其他假设条件作如下陈述：

第一，多数投票规则作为决策规则，选民充分了解各种政策的影响，知晓政府支出的成本和收益。

第二，公民能够对其自身福利做出最佳判断，他们投票是出于政策考虑而不是为政治家个人。

第三，公共部门代理人或各部门是成本最小化的、非赢利实体。

这意味着该制度不存在X无效率，且在当前的技术知识状况下以最低的成本生产任何水平的产出。

第四，政治家选择生产的公共服务向量和税收将满足中位选民的偏好，从而确保他们的选举获胜。

政治家希望选举获胜，目的是获取政治家作用的利益，其中包括个人地位和金钱报酬。也就是说，政治家的效用函数可以写成下列形式：

U^p=U^p(S，G，P)

式中，U^p代表第p个政治家的效用函数，S代表任官职的私人利得或收益，G代表公共提供的物品(服务)向量，P代表私用品向量。

第五，个人家庭对私用品和公共提供物品的偏好有许多，且在其预算约束下试图使其效用函数最大化。倘若实际提供给家庭的公共产出和税收向量与家庭的需要不相符合，那么，家庭就会采取某种形式的政治活动，只要这种活动的成本低于预期获得的收益。

第六，公共部门的预算是平衡的。

根据上述这些假设条件，就可以构建一个基本的微观经济模型，决定公共产出的水平。

首先考察需求面。中位选民最大化其效用函数，

max Uⁱ(G，P) (4)

满足

pP+tB_i≤Y_i (5)

在上述表达式中，各符号的经济含义概括如下：

i——中位选民

G——公共品向量

P——私用品向量

p——私用品的相对价格向量

Y_i——中位选民的收入

t——税率

B_i——中位选民的税基

ΣB_i——整个经济的总税基

e_k——第k种公共提供物品的单位生产成本

T_i——中位选民缴纳的税收总额，即T_i=tB_i

为了使模型简化，假定在整个经济中仅有一种税基，所有人都适用一种税率。

因此，

t≡eG／ΣB_i (6)

式中，e是全部公共产出的公共部门单位成本向量，亦即e=｛e₁，…，e_k，…，e_m｝。

中位选民的需求曲线可以分两步推导。首先假定该中位选民是税率接受者和公共产出接受者，因此，t和G的值在他的效用最大计算时要予以考虑。在他的收入和私用品的价格既定的情况下，t和G的这些值对他来说不一定是最佳的；换言之，在Y_i和p既定的前提下，t和G的调整也许会使他的福利提高。

中位选民通过政治程序表现出对t和G各种值的需求，选票最大化的政治家则对这些需求做出反应，并使t和G接近于中位选择所要求的值。至于政治家对这些需求能够做出多大程度的反应，这取决于公共部门预算平衡的需要。

假定中位选民最大化其效用函数，满足上述的约束条件，故他对总公共产出()的需求函数可表述如下：

这种公共产出的需求曲线几乎把事先被认为重要的所有变量都考虑到了，但更为现实的并非是以总公共产出的需求曲线来思考，而是考察诸如教育服务或消防服务等某一种公共服务的需求函数。在这种情况下，某一种服务的需求函数是根据个人的效用函数推导出来的，其前提是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包括其他公共服务的价格不变。

图1表明了中位选民对第k种共用品G_k的需求函数。在这种情况下，第k种共用品的价格t_k可以认为是中位选民所承担的这种共用品的单位成本的份额所有其他物品(包括共用品)的价格用向量p表示。

图1 公共部门的产出水平与财政支出

图1所表明的需求关系如下：(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中位选民的税基B_i减少，需求曲线就会向外移动，共用品Gk的产出水平将提高；(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中位选民的收入Y_i增加，共用品G_k的产出水平将提高；(3)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总税基ΣB_i增加，共用品G_k的产出水平将提高；(4)其他物品相对价格的变化对需求量的影响取决于这两类物品之间关系的性质，亦即取决于它们是互补的还是替代的。

在图1中，AC代表提供不同水平G_k的平均成本函数，故G_k的均衡水平是OQ₀。

从中位选民愿意为OQ₀支付的税收价格等于政府愿意提供这种水平的单位成本意义上说，OQ₀是这种共用品的均衡产出水平。

图1可以用来说明公共支出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假定中位选民的实际收入增加，因此，需求曲线将从移至，G_k的均衡产出水平将从Q₀增至Q₁。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总成本(即花费在Gk上的公共支出)将从OQ₀AR增至OQ₁BS。

我们对于共用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和需求收入弹性应当做出怎样的假设?有些公共提供物品与私用品有密切联系。例如，汽车和高速公路就是互补品，当汽车的需求增加时，高速公路的需求也会增加，据此就可以推导出公共提供物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和需求收入弹性。

当然，并不是所有共用品都具有这种引致需求，但一般认为，公共提供物品的需求收入弹性较高，而需求价格弹性较低。

但是，有关共用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的经验研究存在着许多问题。在公共部门产出无法衡量的情况下，需求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的经验研究简化为计算公共支出关于收入变化的弹性。而这些支出弹性也是模棱两可的，因为无法澄清是收入变化还是成本函数或二者同时对需求函数产生影响。

比如，我们假定中位选民的收入增加，需求曲线将向右移动。但是，如果中位选民的收入增加只是整个经济总收入增加的一部分，那么，平均成本曲线也将向左上方移动，因为随着这种总收入增加，劳动成本亦将提高。

因此，收入变化对公共支出的最终影响将取决于需求曲线移动与平均成本曲线移动的相对大小。可见，支出弹性不能用来明确断定公共产出的需求弹性值。

如果公共支出相对于收入的弹性大于1，那么，这种物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也会大于1，但不等于支出弹性值。此外，花费在这类物品上的公共支出在一定时期内随着GNP的增加而提高。

2．2 服务环境与财政支出

财政支出的另一重要决定因素就是提供公共服务的生产活动组合，而这种生产活动组合随着务必提供的服务环境的不同而改变。这里所说的环境指的是影响生产一定产出水平所需资源的社会经济与地理变量。

就以治安服务为例，在任何时候，中位选民都需要一定水平的警察保护。假定治安服务现已达到均衡水平，用以提供这种治安水平的警察活动取决于特定的环境。这种环境包括这一地区的钱财数量、罪犯捕获率、一般的社会与人口状况(Carr-Hill and Stern，1977)。倘若这些因素当中的任何一种因素发生变化，那么，要继续提供这种治安水平，现有的警察活动也许就不够了。比如，该地区的钱财数量增加了，这会吸引更多的罪犯，要想保持原先的治安水平，就需要投入更多的警力。

在图2中，中位选民的需求曲线是，AC₀代表特定服务环境H₀情况下的平均成本函数，初始均衡是OQ₀。

如果服务环境恶化为H₁，那么，提供这种治安水平的成本将上升至AC₁(H₁)。为了保持均衡，治安水平要么下降至OQ₁，要么实际收入增加以使需求曲线从向外移至，保持原来的治安水平。

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在不改变治安水平的情况下，花费在治安上的总财政支出可能从OQ₀PM增至OQ₀RN。这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即财政支出增加了而公共服务的提供水平没有增加，这并不一定就表明公共服务的提供是无效率的；公共服务可能得到有效提供，但提供公共服务的环境可能恶化了。

所以，财政支出增加了，公共服务的水平可能下降，这仍然不能说明存在无效率。

2．3 人口变化与财政支出

人口增长常常被看作是促使财政支出增长的一个因素。总人口的变化会对一些公共服务产生影响，诸如国防、治安、消防等；同时，人口中的特定群体对公共服务的提供影响很大，诸如学龄儿童的入学教育、老年人的社会保障等。

人口规模和其他人口特征(诸如年龄结构、人口密度等)可以看作是上述环境变量的子变量。

从直观上看，随着人口增加，公共部门提供的活动水平必定提高，以便为更多的人口提供服务。例如，学龄儿童数量增加，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从事教育的教师以及用于教育的其他投入品也得增加。

这种总投入的引致需求增加必定反映在国家预算的总支出增加上。当然，这种分析只是一种直观的近似分析，有必要建立人口规模与财政总支出变化率之间关系的详尽模型。

人口规模与财政支出规模间关系的性质取决于所要提供的共用品的性质。在纯共用品的情况下，新增人口的边际社会成本为零，故没有理由认为人口增加就必然导致财政支出增加。然而，不同的物品公共性的程度不同。如果人口增加了，如果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所消费的产出水平保持不变，那么，在“近似于共用品”的情况下，财政支出的增长率会低于人口增长率。

同样，在公共服务的能力过剩的情况下，财政支出增长率也会低于人口增长率。比如，倘若老年公寓有50%闲置，即使搬入老年公寓的老年人口有所增加，也只是导致某些可变成本(如食品成本)变化。

图2 服务环境与财政支出

上述对人口变化的讨论一直假定在人口变化前后公共服务的水平和数量保持不变，现在我们就要讨论这种假设。

如上所述，在纯共用品的情况下，人口增加不会导致财政支出增加。

可是，由于财政总支出现在要分配于一个更大的群体，该群体的每一个成员所承担的财政支出份额将下降。这等同于价格变化，引起对这种公共服务水平的需求增加，使财政支出以低于人口增长的速度上升。更一般地说，即价格效应起作用，人均财政支出会下降。人口变化对财政支出的影响可以用布朗和杰克逊(Brown and Jackson，1990，p．138)所谓的“拥挤函数”(crowding function)来表述：

Ak=Xk／N^α (8)

式中各符号的经济含义是：

A_k——第k种共用品G_k的有效服务

X_k——用于提供共用品G_k的活动

N——人口规模

α——拥挤参数

在纯共用品情况下，α=0，A_k=X_k，这说明现有的公共活动能够满足人们对公共服务的需要，与人口变化无关，也无须增加财政支出。

在私用品情况下，α=1，即消费者增加会减少效用；为了保持效用水平不下降，财政支出至少要与人口增长速度相同。在准共用品情况下，0＜α＜1，人们获得的效用有所下降；为了保持效用水平不下降，财政支出要有所增加，但其增长率低于人口增长率。

人口增加除了上述的直接影响外，还会给服务环境造成负担(Buchanan，1965，p．1－14；Hirsch，1977)。随着人口增加，人口密度将提高，导致社会拥挤成本上升。

这些拥挤成本对个人的效用产生负面影响，为了使每个人的福利在人口变化前后保持相同，在公共服务上必须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假定公共服务的产出水平和质量保持不变，只要存在拥挤的外部成本，人口增加就会导致财政支出以更快的速度增长。

2．4 共用品的质量与财政支出

本小节考察共用品质量变化对财政支出的影响。

上述分析一直隐含地假定中位选民在共用品质量既定的前提下需要一定水平的公共部门产出，也就是说，共用品的质量总是保持不变。

尽管共用品的质量难以准确测定，但我们可以用下列陈述作为近似界定，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质量较高的共用品在提供或生产过程中需要更多的投入品；而且，随着投入品的增加，质量提高的速度递减。这说明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一般要求更多的财政支出。

以教育服务来说，一般假定学生－教师比率低的学校优于学生－教师比率高的学校，教学设备现代化的学校优于没有设备的学校。再如医疗服务，医疗设施和设备齐全且病人－医生比率低的医院优于设备和医生寥寥无几的医院。

然而，质量不同的产品往往是不同的产品，这正是问题的所在。

如果中位选民需要一种质量较高的更昂贵的物品，财政支出就会增加，也就是说，物品的变化导致财政支出变化。需求增加通常是因在价格相同情况下购买更多产品的意愿提高，而常常被忽视的另一种需求增加是因在现行产出水平情况下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在讨论产品质量差异时，后一种需求增加的解释更为重要。

由于人们对改进型产品愿意多支付，这就为生产者供给新产品提供了动力。这种“产品差异”(product differences)理论也可以用于说明共用品质量与财政支出的关系。

中位选民起初在其预算约束下选择公共产出水平，以使其效用最大化。

现在，中位选民要在一系列不同的公共产出水平和这些产出的不同质量上做出选择。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外的示范效应，中位选民需要更多的、高质量的共用品，导致财政支出增加。

2．5 投入品价格与财政支出

上述四个因素都旨在说明公共部门的活动扩张与财政支出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然而，公共部门生产函数中的投入品价格上升也会导致财政支出增加。本小节旨在阐明公共部门特别是作为一个服务部门，其成本增加不能被生产率提高、规模经济、技术进步等优势完全抵消时，财政支出是如何增加的。

鲍莫尔(Baumol，1967，p．415－426)建立一个模型，比较准确地解释了政府作为一个很大的服务部门其生产成本持续地、累积性增加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投入品价格上升与财政支出增长之间的关系。

鲍莫尔模型把经济划分为两大部门，即进步部门和非进步部门。进步部门的特征是单位工时的生产率累积性提高，这是由规模经济和技术进步所致。在非进步部门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慢于进步部门。

鲍莫尔模型的结果取决于这两大部门间的生产率差异，但需要注意的是，非进步部门的生产率并非总是不变。

存在生产率差异的一个原因是劳动投入在非进步部门的产品生产过程中起关键作用。在进步部门，劳动“主要是一种工具，是生产最终产品的附属必需品”(Baumol，1967，p．416)。可是，在非进步部门，“劳动本身就是一种最终产品”。

这意味着，在进步部门，资本可以替代劳动，不影响产品的性质；在非进步部门，由于劳动服务本身就是产品的一部分，会被消费掉，故如果减少劳动含量，就会改变所生产的产品。

非进步部门一般是指服务行业，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服务、餐饮业、手工业、艺术表演行业等，即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服务行业的生产率提高不是不可能的，但不是断断续续地提高，就是提高得很慢。

把技术进步引入服务部门的问题实质在于说明，只要消费者期望在非进步部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有“一定程度”的劳动含量，那么，技术进步为这些活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所提供的余地是有限的(Peacock，1969；Baumol and Oates，1972)。

现在我们来考察进步部门的行为。在该部门，假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小时工资率的提高保持同步，则进步部门的单位成本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不变。为了防止劳动力为了寻求较高的小时工资率而从非进步部门流向进步部门，非进步部门必须要与进步部门的小时工资率保持同步增长。如上假定，非进步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慢于进步部门，则非进步部门的单位成本将上升。

这说明在下一时期，非进步部门产出的机会成本相对于进步部门而言增加了。消费者对这些产出的相对价格变化所做出的反应取决于其他许多因素。

例如，只要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于需求的价格弹性，消费者需求的(非进步部门的)产出水平不会下降(Jackson and Ulph，1973)。如果产出不下降且单位成本上升，那么，非进步部门的总成本将上升。

因此，鲍莫尔模型对财政支出增长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如果公共部门比其他经济部门的生产率提高得慢，如果公共部门与其他经济部门的工资变化一致，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财政支出将增加。

鲍莫尔的这种不平衡生产率增长假说作为对公共部门相对扩张的一种解释可以用更为正规的数学形式来表述。假定非进步公共部门的产出X₁仅用劳动投入L₁来生产，而且，劳动投入L₁的生产率水平不变。在进步的私人部门中，劳动生产率以指数比率r提高，这使得该部门的产出X₂按指数增长。这些简单的生产函数可以写成下列形式：

式中，L₂代表私人部门的劳动力，t代表时间指数，a₁和a₂是常数。根据(9)式和(10)式可以推导出下式：

方程式(11)给出了政府产出与总产出的比率。假定各部门间的工资率相等，且与私人部门的生产率同步增长。

于是，

式中，w_t代表t时期的工资率，w₀是常数。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就可以推导出公共部门的单位成本(C_1t)和私人部门的单位成本(C_2t)：

可见，公共部门的单位成本将随着私人部门的生产率提高而稳步上升，但私人部门的单位成本将保持不变。

鲍莫尔模型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第一，如果公共部门产出与私人部门产出的比率保持不变，那么，劳动力资源必然从私人部门转向公共部门。

劳动力的这种流动已得到主要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证实。

第二，很大部分花费在工资和薪金上的公共部门消耗性支出比私人部门的支出增加得快。第三，在这种相对价格效应模型中，由于公共部门的劳动力工作效率低下，故生产率差异并未出现。

3．财政支出增长的综合模型

上一节分别讨论了财政支出增长的微观经济模型的各要素，本节则将这些要素归并于财政支出决定的一般模型中。如前所述，本模型的目的在于找出决定财政支出水平的因素，弄清公共部门的相对规模以及财政支出的时间路径。

尽管本模型也能解释短期变化，但主要还是分析财政支出的长期趋势。

图3阐示这种综合模型。

象限Ⅰ表明了中位选民的需求曲线以及共用品G_k的平均成本曲线。横轴代表中位选民所面临的税收价格和提供一单位共用品G_k的平均成本。

象限Ⅱ给出共用品G_k的生产函数，表明了在G_k的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投入品Ⅰ的向量。该生产函数依据技术、人口规模和服务环境等参数值画出的。

象限Ⅲ利用投入品单位成本线OW₀代表服务成本。例如，如果在G_k的生产过程中使用单个投入品如劳动，那么，OW₀的斜率就可以认为是工资率，它乘以实际使用的劳动投入总量就得到总成本或支出的值。

象限Ⅳ是根据其他象限的情况推导出来的。纵轴代表财政总支出，横轴代表时间。

该象限所显示的不是一种函数关系，主要是弄清花费在公共服务G_k上的总财政支出在一定时期内的变化是如何根据象限Ⅰ、象限Ⅱ和象限Ⅲ的函数行为推导出来的，这就是财政支出的时间路径。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先假定中位选民的需求曲线、生产函数以及投入品价格是既定的，即先从需求曲线D₀和平均成本曲线AC₀开始，G_k的均衡产出水平是OQ₀。

在生产函数OP₀既定的前提下，投入品的引致需求是OI₀，当投入品价格是OW₀时，t₀时期的财政总支出是OE₀。

这样，财政总支出的变化就可以用需求函数的变化或者平均成本函数的变化来解释。

首先，让我们考察需求的变化。倘若需求函数的主要参数发生了变化，就会引起需求曲线移动。

因此，如果中位选民的实际收入增加，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需求曲线就会从D₀移至D₁。新的均衡产出水平为OQ₁，导致投入品的引致需求增加至OI₁，使得t₁时期的财政总支出增至OE₁。

起源于供给面的财政支出变化，解释起来更为复杂。倘若投入品的单位成本线OW₀因实际工资率或货币工资率提高而移动，那么，平均成本曲线也将移动。

此外，如果生产函数OP₀的主要参数变化，那么，平均成本曲线也会移动。例如，从OP₀移动至OP₁，那么，就OQ₀单位的产出而言，就需要有OI₂单位的投入品；倘若投入品的单位成本仍然是OW₀，则t₂时期的财政支出是OE₂。

图3 财政支出水平决定的综合模型

假定公共部门的劳动力获得的实际工资引起OW₀线移至OW₁，平均成本曲线也将移至AC₁。即使需求曲线仍是最初的需求曲线D₀，这也会导致新的产出水平OQ₂。

然而，向OQ₂的调整是一种局部均衡分析。

如果公共部门工人的实际工资增加了，那么，我们可以假定整个经济的实际工资将普遍增加，中位选民的实际工资也会增加。其结果是：OW₀移至OW₁，AC₀移至AC₁，同时因实际工资普遍增加，需求曲线也会从D₀移至D₁。

上面我们只是就实际收入变化和投入品的单位成本变化阐示了综合模型解释财政支出增长的机制，其实还有很多因素也可以用该综合模型解释财政支出的增长。

例如，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变化；服务环境的恶化；整个经济的货币工资率提高；整个经济的税基总量增加；人口规模增加或(和)人口密度增大；等等。

为了绝对价格水平变化(如通货膨胀)对财政支出的影响之外，相对价格变化也有重要影响。

相对价格效应可以区分为两类。

第一，正如在鲍莫尔的差异生产率模型中所看到的那样，公共部门产出的价格相对于私人部门产出的价格将在一定时期内上升。第二，公共部门投入品的相对价格比私人部门最终产出的价格上升得更快。因此，如果GNP按市场价格计算，消费性财政支出占GNP的比率将上升。

可见，相对价格效应是公共部门相对规模扩大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纯共用品的配置理论(Theory of Pure Public Goods Allocation)

官僚与配置无效率(Bureaucrats and Allocative Inefficiency)

估价和评判政府决策的一个理论原则：最大社会收益原则(Theoretical Principles for Evaluating and Judging Government Decisions：The Principle of Maximum Social Gain)

财政支出增长的宏观经济模型(Macroeconomic Models of Public Expenditure Growth)

财政支出增长的政治模型(Political Models of Public Expenditure Growth)

财政支出增长的经验分析模型(Empirical Analysis Models of Public Expenditure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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