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的静态效应与跨时效应
出处：按学科分类—经济 经济科学出版社《公共经济学大辞典》第533页（9531字）
【内容介绍】：
1．引言
财政理论是在静态分析框架内发展起来的，是从政府活动的跨时结果中抽象出来的。
许多税收理论问题都可以从静态角度进行有效的分析，这或许是因为它们在本质上就是静态的，或许是因只要稍加修正就可以从动态分析框架得到更深刻的见解。我们只举一个例子，比如大卫·李嘉图对关税的福利效应的分析就是从比较静态角度发展起来的，而且现在它仍然是这一领域的主要流行观点。所以，静态分析不一定就不如动态分析。
尽管如此，有些税收政策问题在本质上是跨时的。
当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涉及到税收对利率、储蓄、资本形成、经济增长等的影响时就会产生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地应用依据静态方法而得到的传统观点，就会引起误导。
此外，还存在着这样一些情况，在这些情况中，目标不仅仅是要澄清一种既定税收政策的最影响(这通常使用静态分析工具就可完成)，而且还要评估这种政策的瞬时效应，确定相关经济总量在当前经济状态和最终经济状态的转型过程中的路径。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要明确地考察在一定时期内经济的相互作用。
例如，一种无效率的税收最初可能会增加收入，但代价是随后的储蓄和投资降低，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和收入的下降。
动态分析一直是经济分析和政策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增长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的发展(Solow，1956，1970；Debreu，1959)，扩大了可利用工具的范围，促进了税收政策动态影响的更加严格的量化评估。近年来，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进一步扩大了这种可能性。
跨时方法强调的是现在与未来的财政税收措施之间的联系、未来事件的预期与当前家庭行为的联系。这些相互联系对于税收政策分析相当重要，但在静态分析中被忽略了。本文选择税收政策动态分析的一些问题进行概括(Escolano，1995，p．46－49)。由于动态分析在当前普遍存在于财政理论的每一个领域，我们不可能用很大篇幅去一一概括，只选择一些重要的与税收政策有关的问题，阐示税收政策效应的动态分析方法。
2．税收的时间选择与李嘉图等价
通常，在政策上令人感兴趣的一个课题就是临时减税对增加产出和降低失业的有效性。根据传统的静态理论，一方面，公债取替税收因使家庭感觉更富有了而刺激经济；另一方面，公债可能与私人投资者竞争可利用信贷资金，从而驱使利率上升，排挤私人投资。尽管在较高利率的刺激下，家庭可能会比以前储蓄得更多，但国内储蓄总量即私人储蓄减去公共赤字将更低［这里，如果从严格意义上解释公共负储蓄(public dissaving)或动用储蓄概念，确切的赤字是指当期(经常)公共赤字即经常性支出减去经常性收入。相应地，资本预算赤字应当看作是国内总投资的组成部分。
从静态观点来看，资本预算赤字是归类于投资还是负储蓄，不会改变它对私人投资和利率的影响。相反，在动态框架下，公共投资会提高经济的增长潜力。从这个观点来看，公共赤字指的是当期(经常)赤字还是资本赤字就不只是一个定义问题，这两种政策的差异具有非常不同的长期影响］。此外，国内总储蓄(公共储蓄加上私人储蓄)的下降会相应地伴随着对外部门的不平衡。
当把这一相同的问题放到动态分析框架中时就可能会得到大不相同的结果。减税如果没有伴随着政府支出的相应削减，在使其贴现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就意味着这是对税收负担时间选择的一种跨时重新安排。因此，当期减税意味着未来税收的增加，其贴现值等于新发行的公债。经济对这种政策的反应，将取决于家庭预期未来税收负担增加的方法以及他们受其影响的形式。在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巴罗(Barro，1974，p．1095－1117)又使大卫·李嘉图提出的古老理论复活，即所谓的李嘉图等价。根据这一理论，用公债融资的当期减税没有任何实际影响，既不改变经济的当前路径，也不改变经济的未来路径。
理性的行为主体预期未来纳税义务增加的贴现值等于减税所引起的当期财富的增加值，所以，他们的行为就好像公债与减税从未发生过一样。结果，利率、私人投资、消费和国际收支都将保持不变。
李嘉图等价理论在任何条件下都能成立的必要条件无疑是过于严格了，但在许多情况下似乎十分接近实际经济行为。塞特(Seater，1993，p．142－190)和伯恩黑姆(Bernheim，1987，p．263－304)就当前对李嘉图等价假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理论证据作了概括。
总的来看，李嘉图等价效应的强度取决于许多因素，下面我们简要分析其中的三个主要因素。
第一，经济行为主体的计划期界(planning horizon)。
根据生命周期假设，个人在前半生为其退休而进行储蓄，在后半生将动用这些储蓄(Shome and Squire，1983)。倘若这是私人储蓄的主要动机，那么，以公债融资的当期减税在未来还要用各种税收来偿还，这确实会产生实际影响，李嘉图等价就不成立。这种政策实际上把未来一代人的收入(他们将为公债的还本付息而付税)转移给现在一代人，当代人的一生所得的增加与减税数量相同；而这些增加的所得中只有一部分将被储蓄起来。
因此，李嘉图所预测的私人储蓄的增加，不足以吸收等于减税数量的公债发行，公债很可能会排挤私人投资。
结果，后代人就会面临着低资本存量、高公债和高利率。
相反，倘若存在着利他主义的代际联系，同时希望留下遗产是私人储蓄的主要动机，那么李嘉图等价效应就会很强。
在这种情况下，相关的经济行为主体就不只是这个人，还包括他的后代。由于各代人间的利他主义联系，预期的未来税收增加将刺激具有相同贴现值的当前储蓄。结果，正如李嘉图等价理论所说的那样，增加的个人储蓄将抵消用公债融资减税的效应。
第二，存在流动性约束(liquidity constraints)。倘若家庭愿意以牺牲他们未来的所得作为代价，借钱来满足他们更高的当前消费水平，但由于信贷市场的约束，他们却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他们就受到流动性约束。事实上，如果一些家庭受到流动性约束，那么减税将增加他们当前消费。
这一政策使得他们能够通过把减税用于增加当前的消费而在未来支付较高的税收来避免他们在信贷市场上所遇到的流动性约束。从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家庭角度来看，政府用发行公债来为减税融资，实际上有益于这些家庭。
因此，与李嘉图等价理论相反，以发行公债融资的减税将产生实际影响。
第三，征税具有扭曲性。
与李嘉图等价理论相反，由于征税具有扭曲性，所以公债融资也是非中性的。可以预期，未偿公债的变化会改变平均税率和边际税率的时间安排和水平，从而会增加或减少总体效率损失。
税收负担集中在任何一个特定时期都会增加扭曲性税收所产生的无效率。例如，在大多数情况下，跨时税收平稳化会使效率损失最小化，这是因为效率损失的增加比例快于税率的提高比例。用未来税收的增加来融资当前减税，虽然有可能降低现在的效率损失，但代价是未来的无效率更大，结果是增加了经济中的总体效率损失。因此，这种政策将改变未来的经济路径，所以李嘉图等价不成立。
3．公债与通货膨胀融资
对通货膨胀税的时间安排变化的动态分析，类似于评价公债融资效应的动态分析(Sargent and Wallace，1981，p．15－31)。这种分析主要适用于那些货币创造在弥补财政赤字中起主要作用的国家。
政府可能会试图在不减少财政赤字的情况下，通过把通货膨胀转换成债务融资，即通过维持实际支出和税收收入的现值和预期值来降低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铸币税融资的减少必须伴随着政府公债的增加。
然而，这种货币供给增长率的下降并不是可持续的，因为实际税收收入和支出的时间路径没有改变，未来的公债偿还最终还要依靠发行货币来融资。换言之，政府只是重新安排了货币供给增加的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当前紧缩性的政策对长期通货膨胀率没有任何影响。事实上，由于预期未来货币供给将增加，这种政策即使在短期也不能明显地降低通货膨胀。货币供给的最初下降很可能伴随着货币需求的相应下跌(或流通速度加快)，使当前和未来通货膨胀率基本不变。因此，一种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即使在短期也不会奏效，除非这种政策能使财政赤字真正永久减少。
4．资本所得课税与私人储蓄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资本所得税对储蓄影响的传统理论，是以凯恩斯的静态消费需求模型为基础的。
在最着名的这种模型中，个人储蓄和消费是他们税后所得增加的一个不变比例，即边际消费倾向不变。例如，索洛模型(Solow，1956)就属此类。结果，资本收益普遍被当作是租金。
也就是说，资本所得课税被认为不影响资源配置，资本存量可以近似地被看作是固定的。由于这种分析没有考虑跨时替代效应，所以资本课税似乎是最适的。
这种观点在20世纪70年代不断受到挑战。
费尔德斯坦(Feldstein，1978，p．29－51)和鲍斯金(Boskin，1978，p．3－27)认为，资本所得的税收待遇对积累和增长都有重要影响。
鲍斯金(Boskin，1978)等人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经验分析，证明储蓄对于利率不是无弹性的。资本所得课税引起的税后利率的变动，显然会具有很重要的动态效应，储蓄不可能用同期资本收益的稳定函数来表示(Tanzi，1991，p．86－98)。
近年来，许多经济学家利用跨时模型研究了资本所得课税对储蓄、资本积累和财富的影响(Summers，1981，p．533－544，1984，p．249－253；Auerbach and Kotlikoff，1987；Lucas，1990，p．293－316)。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经验分析都表明，资本课税的福利成本要比以前认为的大得多。
当前储蓄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增加未来的消费。如果连续几代人都具有利他主义联系，那么遗产就是储蓄的一个重要动机，消费可以进一步拖延到未来。
在这种情况下，当前储蓄将取决于当前消费的价格与可能的未来消费的一系列价格间的关系。未来消费与当前消费间的相对价格就是今天放弃一个单位的消费在未来的日子中可能获得的消费数量。
资本收益税在税前和税后收益率间产生了一个楔子，降低了税后利率。于是，在引入资本所得税后，放弃的一个单位的当前消费提供的未来消费的数量更低；也就是说，未来消费与当前消费相比变得更加昂贵。
刺激当前储蓄的意愿消费越是向未来延迟，税收所引起的相对价格扭曲就越大。因此，资本所得税对长期储蓄的抑制要大于对短期储蓄的抑制。
就像静态分析所假定的那样，资本的短期供给对税后收益率的变动可能是相对无弹性的。然而，未来年度的资本供给对税后收益率的永久性变化，其弹性的确是递增的，这是因为一个时期比一个时期更低的储蓄对整个经济资本存量具有积累效应(Feldstein and Bacchetta，1989)。
由于生产率增长中至少有一部分是通过包含在新资本品中的技术进步实现的，所以，对资本课以高税可能会降低生产率，阻碍经济增长，最终导致储蓄和消费水平降低。
5．税收、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关心物质资本的积累，尽管也分析了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和其他引致增长的因素，但一般认为经济政策影响不到它们(Solow，1956，1970)。
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新增长理论重点在于那些能够导致经济增长率长期增长的因素，特别是重视研究经济环境和政府政策对人力资本积累率产生影响的途径。尽管现在做出定论还为时尚早，但这些研究在税收对经济长期增长前景的影响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Barro and Sala－i－Martin，1990；King and Rebelo，1990；Lucas，1990；Jones，Manuelli and Rossi，1993，p．485－517；Trostel，1993，p．327－350)。
所得课税影响人力资本积累的途径很多。资本所得课税降低了物质资本的净收益率，使人力资本成为相对更具有吸引力的投资。
资本课税引起储蓄下降，从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降低物质资本。结果，由于劳动力相对于物质资本来说相对富裕了，使得工资率趋于下降。未来的工资降低意味着当前在人力资本上的投资收益率降低。
上述这两种效应的作用方向相反，因此从纯粹的分析角度来看，资本所得课税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不明确。
如果人力资本积累的最初投入是时间，那么它的主要成本就是在获得人力资本的那段必要时间内所放弃的工资。因此，劳动所得课税通过降低工资而减少了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然而，它也以同样的比例降低了当前人力资本投资的未来收益即未来的工资。换言之，劳动所得课税按相同的比例降低了人力资本的收益和成本。
劳动所得课税通过一般均衡效应对人力资本也有负的影响。工资课税将永久地降低劳动供给，从而降低人力资本的利用率。
这种利用效应也会因资本所得课税降低了资本－劳动比率并引起在长期工资相应下降而产生。
但是，时间并不是人力资本积累的惟一要素，以学校、大学、图书馆等基础设施表现出来的社会物质资本或过去的投资，对于有效的人力资本积累也是必要的。
因此，资本所得课税通过减少可利用的物质资本会限制人力资本的积累能力。
定量研究和统计研究证实，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起积极的推动作用(Knight，Loayza and Villanueva，p．1993，p．512－541)，同时也发现，资本所得课税或劳动所得课税的总体影响可能极大地妨碍人力资本的积累(King and Rebelo，1990；Rebelo，1991；Trostel，1993)。因此，从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角度来看，消费课税似乎优于所得课税。消费税不改变不同时期消费的相对价格，因此在跨时资源配置方面呈中性。
此外，它通过降低相对成本而鼓励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积累。结果，相对于其他形式的税收来讲，它潜在地增加了经济中的生产性资源的长期存量及其增长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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