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调整
出处：按学科分类—经济 经济科学出版社《公共经济学大辞典》第1164页（14085字）
【内容介绍】：
1．引言
20余年来，世界各国的债务－GDP比率逐步上升，达到战后一个时期里出现的水平，这使得各国的财政状况陷入困境。
为了摆脱财政困境，各国政府都在积极采取措施进行财政调整。随之而来的问题是：(1)财政调整应当多大?(2)应当削减支出还是提高收入?(3)财政整顿会持续吗?或者说，财政整顿会逆转吗?是否会重现更大的预算赤字?(4)财政调整是否会引起经济衰退?
为了澄清财政调整的宏观经济影响以及财政调整是否成功的标准，一般把财政调整分为两类。“类型1”调整主要依赖削减支出，特别是削减转移性支出、社会保障、政府工资和就业；税收增加只占调整总额中的一个很小部分，特别是对家庭的征税不但不会提高甚至会降低。相反，“类型2”调整主要依赖于扩大税基的税收增加，而且通常增加最大的部分是对家庭的征税和社会保障缴款；在支出方面，几乎削减的都是公共投资，而政府工资、就业和转移支出完全不受影响或只是稍受影响。
阿莱斯纳和佩劳惕(Alesina and Perotti，1997a，p．210－248)发现，即使当这两类调整使得原始赤字削减规模相同，但类型1调整所形成的预算整顿更加持久，而且是扩张性的；而类型2调整会因预算进一步恶化而不久就会逆转，而且对经济来说具有紧缩性效应。
类型1调整比较长久的原因在于抑制政府工资和福利计划，这两个预算项目的自动增长趋势最强；实际上，30年来这两项在政府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Tanzi and Schuknecht，1995)。关于这两类财政调整的宏观经济后果，文献一般集中于财政调整对消费的可信性效应(credibility effects)和财富效应(wealth effects)，而阿莱斯纳和佩劳惕(Alesina and Perotti，1997a)还强调了财政政策对单位劳动成本和竞争力的影响。
2．财政调整的紧缩效应或扩张效应
2．1 凯恩斯效应
标准的凯恩斯主义观点是在黏性价格和工资模型中通过总需求渠道，财政紧缩具有暂时性紧缩效应。标准的乘数效应意味着减支比增税的紧缩性更大。
2．2 财政紧缩的扩张效应：需求面
对消费的财富效应 政府支出的削减如果是长期持续的，就意味着消费者的未来税收负担长期减轻，产生一种正的财富效应。然而，即使是增税也可能对消费具有扩张效应。布兰查德(Blanchard，1990a)认为，如果今天的增税不会造成人们预感到明天会出现急剧的和破坏性的增税，那么，这种增税就可能具有扩张效应。
此外，通过消除未来财政政策措施的不确定性，它也会减少预防性储蓄。
布兰查德的观点是伯特拉和德拉珍(Bertola and Drazen，1993)所说的“财政政策预期观点”的一种情况。也就是说，在跨时消费行为模型中，现行财政政策的效应取决于对未来财政政策措施的预期。
换言之，“在静态模型中一种可能是新的紧缩政策方法如果导致很强的未来政策相反方向变化的预期，这种政策也许是扩张性的”(Bertola and Drazen，1993，p．12)。他们考察这样一个模型，在该模型中，政府支出属于正向移动的随机游动，且(为了简化起见)国民收入是常数。他们认为，稳定常常具有离散特征。
也就是说，即使公债迅速积累，但政治限制也常常拖延采纳适当的稳定政策(Alesina and Drazen，1991)。然而，鉴于可行的限制，稳定早晚都会发生。
令gc代表政府支出占GDP的比率，在该比率上，稳定出现的概率为p，这里的稳定是指支出明显下降。
如果稳定在gc上没有出现，它一定就会在以后出现，这时，支出占GDP比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在该点上，支出安排低于gc，从而稳定可能在gc上再次发生，发生的概率为p。
伯特拉和德拉珍(Bertola and Drazen，1993)模型意味着在政府支出水平较低时，随着政府支出的增加，私人消费不会呈一比一的比率下降：这是因为支出增加意味着稳定很快就会来临。
因此，增加政府支出仅部分排挤私人需求。当经济达到gc时，而且如果稳定发生，私人消费就会反弹，反映出财富效应或预期未来税收降低。然而，概率为1－p时，稳定不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消费就会下滑，因为公众认识到政治限制将拖延稳定。
因此，不成功的稳定具有紧缩效应，因为它表明对削减支出的“认真考虑的”企图缺乏政治保证。
伯特拉和德拉珍的观点与吉尔沃兹和帕格诺(Giavazzi and Pagano，1996)提出的看法一致。后者认为，大规模财政紧缩可能是扩张的，因为它们标志着财政政策态势的长期且明确变化，而小规模调整具有相反的效应，其原因相反。吉尔沃兹和帕格诺所说的“小规模”调整可以看作是在触发点gc不成功稳定(这是伯特拉和德拉珍的术语)的一个例子。
苏瑟兰德(Sutherland，1995)利用一种与布兰查德(Blanchard，1985)所用的消费者生命有限模型考察稳定的效应。每一消费者在其生命时期都面临着一个不变的死亡概率，因此，即使存在着非扭曲性税收和转让，该模型也不包含李嘉图主义性质。
正如伯特拉和德拉珍(Bertola and Drazen，1993)所说，政府处于一种不稳定的财政路径上，稳定早晚会发生。在债务水平很低时，该模型表现出凯恩斯主义特征。
这是因为，稳定预期将在遥远的未来发生，到那时，现在的消费者很多都已归天。这些消费者不会将未来的税收增加完全内在化。随着债务的增加，该模型表现出非凯恩斯主义特征，亦即财政赤字增加是紧缩性的。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现在的消费者预期，稳定相对很快就会发生，这时他们还活着。
财政政策的预期观点存在着一个问题，即形成上述结果的关键变量是现行政策对公众的未来政策变化预期的影响，该变量具有内在不可观测性质。唱反调的人也许争辩道，在财政政策类型确定下来之后，只要就现行财政政策对不可观测的未来政策表明了什么做出适当的假设，就可以使私人消费的行为合理化。
利率下降产生财富效应的第二种渠道也会伴随着财政调整。降低利率意味着提高私人财富的市场价值。
可信性效应 特别是在高债务国家，财政整顿(fiscal eonsolidation)通过减少风险酬金而对利率具有重要的可信性效应(credibility effects)。
风险酬金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胀风险酬金，另一类是拖欠风险酬金或整顿风险酬金。
拖欠风险对于低债务国也许不太重要，但对于高债务国可能很重要。阿莱斯纳等(Alesina and others，1992)对高债务OECD国家的拖欠风险酬金进行了经验研究表明，尽管拖欠风险的大致衡量标准在债务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不受债务－GDP比率水平的影响，但是，在债务水平比较高的情况下它受债务水平的影响。
财政政策态势的离散变化对利率具有很大的可信性效应，它会拉动私人投资和耐用品的消费。例如，米勒等(Miller，Skidelsky，and Weller，1990)考察了一个包含一个起始点(临界点)的模型，超过该起始点，政府就不得不对债券持有者课征一种税。对债务水平一有随机冲击，随着债务水平趋近于该起始点，风险酬金就会提高，导致私人需求下降。把债务水平降低至低于该起始点的决定性稳定将消除这种风险酬金，拉动私人需求特别是对利率敏感的需求部分。
阿莱斯纳等(Alesina，Prati，and Tabellini，1990)的思路类似，他们证明，债务水平很高时，特别是如果债务是短期债务，个人抱负的信任危机可能会突然出现。倘若危机出现，且公众不愿以新债换旧债，政府就不得不对债券持有者征税或拖欠。该模型展示出某种债务－GDP比率水平的多重均衡。因此，把债务降低至有可能实现多重均衡的水平之下的财政调整对风险酬金可能具有很大的离散效应。
然而，关于消费行为的“预期理论”，这种观点也依赖于“调整的可信性”变量，该变量是一个事先不可观测变量。
也就是说，事先并不清楚是什么因素决定了某种调整是可信的还是不可信的。
2．3 供给面效应
劳动供给的新古典效应 虽然政府支出长期削减所产生的消费的财富效应从需求面来说是扩张的，但同样的财富效应可能会降低劳动供给(Barro，1981)。如果消费和闲暇都是正常品，那么，较为富有的个人打算更多地消费这两种物品，因此他会减少工作。
此外，降低托宾的q所引致的实际工资的增加，可能会排挤投资(Baxter and King，1993)。
标准的替代效应表明，增税将降低工作努力和劳动供给。
提高劳动所得税将降低劳动供给。
因此，伴随减税的长期支出削减对劳动供给具有两种相反的效应：财富效应降低劳动供给，而替代效应增加劳动供给。
就政府支出暂时削减的情况而言，财富效应会很小，而替代效应则相对很大。因此，就暂时削减支出而言，替代效应处于主导地位，而就长期削减支出而言，财富效应占优势。可是，巴克斯特和金(Baxter and King，1993)认为，政府预算的融资面(也就是说，支出削减是否伴随着扭曲性税收)对其供给的宏观经济影响比对其时间的长短更为重要。然而，从经验分析来看(Pencavel，1986；Barro，1989)，无论是财富效应还是替代效应，对个人劳动供给的影响可能都不大。
劳动市场结构 虽然税收对个人劳动供给的影响可能很小，但它们对工会化劳动力市场情况下的总体劳动供给的影响可能相当大。在工会化劳动力市场情况下，劳动力课税的长期增加将改变工会的总体劳动供给，因为同税前工资相比，这会降低在职工会会员的税后所得。换言之，劳动力课税的增加将导致工会要求更高的实际工资，以补偿税后所得的下降。
阿莱斯纳和佩劳惕(Alesina and Perotti，1997b)指出，这种效应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结构。
在劳动力市场分散的国家(如美国或加拿大)，这种效应很弱；在工会高度集权化的国家，这种效应也比较弱，在这些国家，综合的工会－政府谈判使整个财政策略内在化。也就是说，集权工会在谈判桌上将政府预算的支出方面也考虑在内；因此，例如工会将使提高税收对更多的共用品或更大的转移支付产生的影响内在化。相反，在工会很强大，足以把增税转变成增加工资而不完全促使税收与财政策略的利益间的联系在内化的国家里，劳动力课税对单位劳动成本的影响最大。
例如，阿莱斯纳和佩劳惕(Alesina and Perotti，1997b)的计算结果是，在处于中间类型的国家里，所得税提高1%(占GDP的比率)，引起单位劳动成本相对增加约2%。总之，根据这种思路，增税影响企业的单位劳动成本，继而影响它们的竞争力。
2．4 结构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从总量上看，增税减支的宏观经济效应不尽一致。
此外，减支构成对财政调整的长久性及其宏观经济结果也具有重要影响(Perotti，1996a)。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说明为什么减支构成是重要的。
预期效应 考察规模相同的减支类型。第一类是完全削减公共投资，例如，削减维护公共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
第二类是通过改变符合转让计划条件的标准和削减政府就业来削减福利。即使这两类减支的影响程度相同，但第二类显然比第一类的影响更加持久。
事实上，公共基础设施的维护不可能永远地拖延；相反，决定“福利国家”的范围程度的参数结构变化通过影响政府津贴计划的动态而具有长久效应。因此，根据这个观点，减支构成影响着对未来财政政策态势的预期，这是预期观点的关键点。
政治可信性效应 希望解决政治上比较微妙的预算构成(如公共就业、社会保障和福利计划)的政府表现出他们实际上对财政调整是“认真的”。
不一定每个政府都有力量解决这些政治上的难题。
一般而言，联合政府缺乏必要的凝聚力来进行这类调整(Alesina and Perotti，1995a)，因为联合政府的财政责任心不强(Roubini and Sachs，1989；Grilli，Masciandaro，and Tabellini，1991)。然而，一党政府就可能有必要的力量削减转让、社会保障计划以及政府工资总额。
劳动市场效应 政府工资总额的削减与非工资政府消费的削减，其影响可能是不同的。莱尼和佩劳惕(Lane and Perotti，1995)证明，政府就业的下降改变劳动力的总需求，从而通过两种渠道提高赢利性：单位劳动成本降低和浮动汇率制下的汇率跌价。
相反，非工资政府消费的削减没有这些效应，因为至少从一阶近似角度来说，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花费在属于非工资政府消费的商品和服务上的支出倾向相同。莱尼和佩劳惕(Lane and Perotti，1995)依据OECD国家样本提出的经验证据表明，支出削减构成按上述的方向强烈地影响着劳动力市场变量。
增税的构成也影响着财政调整的宏观经济结果。例如，阿莱斯纳和佩劳惕(Alesina and Perotti，1995b and 1997b)证明，对家庭课征的税收和社会保障缴款通过工会行为而对相对单位劳动成本的影响最大。
3．周期性财政调整的方法
周期性财政调整的方法重点在于研究一国财政状况的相机抉择变化，为此需要一种衡量财政冲力(fiscalimpulse)的标准，其定义是政府预算差额的相机抉择变化。为此，我们集中分析原始赤字而非总赤字，因为利息支付的变化不能看作是相机抉择的。第二，更加困难的问题是周期性纠正(cyclical correction)。需要分离出原始赤字的相机抉择变化，其定义是这种赤字的实际变化与决策者没有任何举措而可能会发生的变化之间的差额。显然，问题是界定没有任何举措的含义。例如，某些支出计划的名义值仍保持在上年水平不变，或实际值不变，或其占GDP比率不变。下面简要讨论某些可能的方法，有关文献的详细评述参阅麦肯兹(McKenzie，1989)和佩劳惕(Perotti，1996b)的着述。
周期性纠正的最简单的方法是忽略问题而把原始差额的变化看作是衡量财政冲力的标准。
第二种方法一般为OECD所用，把财政冲力定义为当期原始赤字与如果上一年度的支出随着潜在GDP的增长而增加和收入随着实际GDP的增长而增加，从而可能会出现的原始赤字之间的差额。这种方法依赖于潜在产出的测算，有时不是很准确。
第三种方法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用，类似于OECD的方法，但假定基年不是上一年，而是产出假定处于其潜在水平上的参照年。阿莱斯纳和佩劳惕(Alesina and Perotti，1995a，1997a)使用的布兰查德(Blanchard，1990b)提出的第四种方法，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周期性纠正，其简化程度和透明度都很高。
从实质上看，这种方法计算的是倘若失业同上一年相比没有什么变化，政府预算会怎样。特别地，这种周期性调整试图在预算中消除失业率变化引致的税收和转让的变化。
这种方法的构建如下。对于每一国家而言，求转让占GDP比率(TRANSF)对两个时间趋势(1960年～1975年和1976年～1994年)以及失业率(U)的回归：
TRANSFt=a0+a1TREND1+a2TREND2+a3Ut+εt (1)
定义a0′、a1′、a2′和a3′为方程式(1)的估计参数，et为估计残差，然后，计算在失业率在t－1与t期间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变量TRANSF变量在t时期的值：
(2)
按照相同的程序来调整税收收入，定义是Tt(Ut－1)。利用TRANSFt(Ut－1)结合支出的所有其他构成以及Tt(Ut－1)，计算出周期后原始赤字的标准［详细内容参阅阿莱斯纳和佩劳惕(Alesina and Perotti，1995a)论文的附录］。财政冲力的这种标准看成是t时期周期性调整后原始赤字与t－1时期相同变量之间的差额，以占GDP比率表示。
有时也把这种财政冲力变量说成是“布兰查德财政冲力”。
有许多原因证明阿莱斯纳和佩劳惕选择的这种周期性纠正是正确的。
首先，这种方法很简单。
这种标准不依赖于可能产生疑问且有时模糊的测算潜在产出或基年标准，而且这种简化也不会付出高昂代价。第二，麦克德莫特和威斯克特(McDermott and Wescott，1996)遵循了类似的研究战略，采纳OECD周期性纠正，通过不同的方法检验结果的可靠性是有用的。第三，利用不同的周期性纠正进行的灵敏度分析表明，利用这种方法所得到的结果十分可靠。
4．财政调整是否成功的衡量标准
如前所述，各国因财政状况不断恶化，债务－GDP比率过高而需要进行财政调整。因此，财政调整的方法一般不是增加税收就是削减支出，最终导致紧缩性效应。那么，以什么标准来衡量财政调整的紧缩性效应?阿莱斯纳和佩劳惕(Alesina and Perotti，1997a，p．220－221)对紧缩性财政政策给出了三个定义，确立了财政调整是否成功的衡量标准。
定义1：紧缩性财政政策的时期是这样一年，在这一年当中，周期性调整后原始赤字下降GDP的1．5%以上；或者是在连续两年时期里，周期性调整后原始赤字每年至少下降1．25个百分点。
定义2：如果(1)在紧缩时期之后的三年里，周期性调整后原始赤字占GDP的比率平均来看至少比上一年紧缩时期的比率低两个百分点，或者(2)上年紧缩时期之后的三年里，债务占GDP的比率比上年紧缩时期的水平低5个百分点，那么，这一时期的紧缩性财政政策是成功的。
定义3：如果(1)周期性调整后原始赤字占GDP的比率平均低于上年紧缩政策下的比率，或者(2)上年调整后三年里债务－GDP比率低于上年调整水平，那么，这一时期的紧缩性财政政策时期是成功的。
这个定义比定义2更加宽松。
除了所使用的周期调整方法有所不同之外，麦克德莫特和威斯克特(McDermott and Wescott，1996)基本上利用了类似于阿莱斯纳和佩劳惕(Alesina and Perotti，1997a)的方法，并且有关成功和不成功情况下的调整规模的结果也非常接近，但他们的紧缩性财政政策的定义考虑的是两年或三年连续紧缩时期，他们对成功的定义仅基于债务－GDP比率的改善。
吉尔沃兹和帕格诺(Giavazzi and Pagano，1996)基于消费函数估计而使用了十分不同的方法，认为大规模的且持续性的财政调整是扩张性的，而规模比较小的财政调整则不是扩张性的，因为存在着可信性效应和财富效应。与此同时，巴特里尼等(Bartolini，Razin，and Symansky，1995)利用多国模型(multimod)研究主要工业化国家的财政调整的效应，发现财政调整具有短期产出成本和长期收益。然而，依赖于间接税和支出增加的调整的复苏时间比其他类型的调整快，这与阿莱斯纳和佩劳惕(Alesina and Perotti，1997a)的结果非常一致。
5．结语
阿莱斯纳和佩劳惕(Alesina and Perotti，1997a)认为，财政调整的结构对于财政调整的成功概率及其宏观经济影响极其重要。
他们最后提出了一些尚未定论的问题：
第一，大量证据表明，在某些情况下，财政紧缩可能是扩张性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通过哪种渠道这种扩张性会发生。
他们认为，强调在工会化的和开放的经济中财政调整构成对单位劳动成本影响的模型，至少在经验上与集中于可信性效应和财富效应的模型同样重要。这种观点需要一种更加全面的经验研究。
第二，即使阿莱斯纳和佩劳惕(Alesina and Perotti，1997a)努力把预算构成与其宏观经济效应联系在一起，但还应当进一步分解政府会计。例如，阿莱斯纳和佩劳惕(Alesina and Perotti，1997a)所使用的变量“转让”，仍包括社会保障、失业救济金以及其他社会援助计划。
在多国样本中应当进一步分解，澄清哪部分“转让”变量在决定财政调整的成功与否中更为重要。
第三，财政调整的政策搭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策，特别是要适当选择汇率政策。
许多国家的成功调整都是在降值之后，但降值之后也有不成功的调整。问题是降值是否有助于决定调整成功及其宏观经济影响。
第四，许多文献对OECD国家样本的统计分析，大多数都集中于一般政府。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在财政调整期间的作用。
财政调整一般都由中央政府来进行吗?地方政府如何参与这种努力?在这两级政府之间存在责任转移吗?
第五，从类型1财政调整似乎没有紧缩性效应来看，人们很奇怪决策者为什么通常不愿从事这类财政调整。也许答案在于它们的分配效应。阿莱斯纳和佩劳惕(Alesina and Perotti，1997a)在文中有所暗示，即功能收入分配在成功调整期间有利于利润的倾向很明显。对财政调整的分配效应的更加详细的研究是一个极富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参考文献】：
潜在产出水平的测度(Measuring the Level of Potential Output)
财政政策影响的测度(Measuring the Influence of Fiscal Policy)
Alesina, A. and A. Drazen, 1991, Why are Stabilizations Delaye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1.
Alesina, A. and others, 1992, Default Risk on Government Debt in OECD Countries, Economic Policy 7.
Alesina, A. and R. Perotti, 1995a, Fiscal Expansions and Adjustments in OECD Countries, Economic Policy, No. 21.
Alesina, A. and R. Perotti, 1995b, Taxation and Redistribution in an Open Economy,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39.
Alesina, A. and R. Perotti, 1997a, Fiscal Adjustments in OECD Countries: Composition and Macroeconomic Effects, IMF Staff Papers 44.
Alesina, A. and R. Perotti, 1997b, The Welfare State and Competitivenes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Alesina, A., A. Prati, and A. bellini, 1990, Public Confidence and Debt Management: A Model and Case Study of Italy, in R. Dornbusch and M.
Draghi, eds., Public Debt Management: Theory and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Barro, R. J., 1981, Output Effects of Government Purchas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9.
Barro, R. J., 1989, The Neoclassical Approach to Fiscal Policy, in R. J. Barro, ed., Modern Business Cycle Theory, Harvard University.
Bartolini, L. A. Razin, and S. Symansky, 1995, G-7 Fiscal Restructuring in the 1990s: Macroeconomic Effects, Economic Policy, No.20.
Baxter, M. and R. G. King, 1993, Fiscal Policy in General Equilibriu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3.
Bertola, G. and A. Drazen, 1993, Trigger Points and Budget Cuts: Explaining the Effects of Fiscal Auster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3.
Blanchard, O. J., 1985, Debt, Deficits, and Finite Horiz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3.
Blanchard, O. J., 1990a, Comment on Giavazzi and Pagano, in O. J. Blanchard and S. Fischer, eds.,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1990, MIT Press.
Blanchard, O. J., 1990b, Suggestions for a New Set of Fiscal Indicators, OECD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s No.79, OECD.
Giavazzi, F. and M. Pagano, 1996, Non-Keynesian Effects of Fiscal Policy Changes: International Evidence and the Swedish Experience, Swedish Economic Policy Review, No. 3.
Grilli, V., D. Masciandaro, and G. Tabellini, 1991, Political and Monetary Institutions and Public Finance Policies in the Industrial Countries, Economic Policy 6.
Lane, P. R. and R. Perotti, 1995, Profitability, Fiscal Policy, and Exchange Rate Regimes, Harvard University.
McDermott, C. J. and R. F. Wescott, 1996, The Economics of Fiscal Consolidation, IMF.
McKenzie, G. A. , 1989, Are All Summary Indicators of the Stance of Fiscal Policy Misleading? Staff Papers 36, IMF.
Miller, M., R. Skidelsky, and P. Weller, 1990, Fear of Deficit Financing-Is It Rational? in R.Dornbusch and M. Draghi, eds. , Public Debt Management: Theory and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encavel, J., 1986, Labor Supply of Men; A Survey, in 0. Ashenfelter and R. Layard, eds.,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Vol.1, North-Holland.
Perotti, R., 1996a, Fiscal Consolidation in Europe: Composition Matte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6.
Perotti, R., 1996b, Do We Know How to Estimate Discretionary Fiscal Policy? Columbia University.
Roubini, N. and J. Sachs, 1989,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Budget Deficits in the Industrial Democracie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33.
Sutherland, A., 1995, Fiscal Crises and Aggregate Demand : Can High Public Debt Reverse the Effect of Fiscal Policy? CEPR Discussion Paper No. 1246,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Tanzi, V. and L. Schuknecht, 1995, The Growth of Government and the Reform of the State in Industrial Countries, IMF Working Paper 95/130, IM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