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与长期经济增长：文献综述
出处：按学科分类—经济 经济科学出版社《公共经济学大辞典》第1152页（33259字）
【内容介绍】：
1．引言
早在40年前，着名财政学家马斯格雷夫(Musgrave，1959)就把财政职能划分为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职能。
如今，这三大职能仍然是我们讨论、分析和估价各种财政政策措施的有用的理论框架。
坦兹和泽(Tanzi and Zee，1997)在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分析不同的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按照传统的分类方法，把财政政策工具分为税收、公共支出和总体预算差额，并根据马斯格雷夫(Musgrave，1959)的三大职能分析每一工具的作用。
虽然许多因素(有些因素属于非经济性因素)影响着各时期的经济运行，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下列三个要素：(1)在一国的技术知识既定的情况下，任何现有资源存量的使用效率(不仅取决于经济参数，还取决于文化参数、制度参数和政治参数)；(2)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性资源的积累(包括人力资本和其他形式的无形资本)；(3)技术进步(对大多数国家来说，主要取决于吸收外国技术的能力)。虽然第二个要素(资源积累)传统上一直是增长经济学的焦点，但熊彼特(Schumpeter，1934)则把意味着生产率提高的第一个和第三个要素看作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坦兹(Tanzi，1995)发展了熊彼特的思想，强调了一国在发展过程中技术的社会吸收能力的决定性作用。近年来，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令人瞩目，研究者在分析其中的贡献要素时，就资源积累与生产率提高展开了激烈争论。有些学者认为，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依赖的是资源积累(Young，1995，p．641－680)。
包括税收政策、支出政策和总体预算政策在内的财政政策就是通过对上述三个要素来影响经济增长。
为了简化阐示，我们将分别讨论不同的财政政策工具的增长效应，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政策工具是相互独立的。例如，税收对增长的影响除了取决于税收水平和税制结构，还取决于税收收入如何被花出去(公共支出的构成)以及税收如何影响总体预算差额(公共支出总水平既定)。
当然，考察财政政策的增长效应的意义必须取决于如下基本命题，即政策对长期经济增长来说非常重要。从直观上看，这似乎没有什么疑问，但实际上这与最近出现的内生增长理论这种新的经济思想有关。
［内生增长论最早可追溯到阿罗(Arrow，1962，p．155－173)和宇泽弘文(Uzawa，1965，p．18－31)的论述，但系统的阐述应当主要归功于罗默(Romer，1986，p．1002－1037)和卢卡斯(Lucas，1988，p．3－12)］目前，最为流行的经济增长理论是基于跨时效用最大化增长模型的新古典增长理论(Solow，1956，p．65－94；Swan，1956，p．334－361；Cass，1965，p．233－240；Koopmans，1965，p．225－287)，该理论认为，长期经济增长完全是由理论本身的外生因素决定的，因此无论采取什么政策，长期增长都不变，即通常所说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政策不变性(仅适用于稳定状态)。而内生增长理论的基本前提是：一国的长期增长是由一系列变量内生决定的，这些内生变量对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是敏感的，并受政策的影响(Romer，1989，p．51－127；Baumol，1986，p．1072－1085；Mankiw，Romer，and Weil，1992，p．407－437；Barro and Sala－i－Martin，1995；Sala－i－Martin，1996a，p．1019－1036，1996b，p．1325－1352；Quah，1996a，p．1353－1375；1996b，p．1045－1055)。
最后要说明的一点就是以国民产出作为评价政策的标准。我们知道，决策者最终关心的是福利，而福利与产出在很多情况下呈相反变化：从理论上说，有些政策措施在刺激产出的同时很可能会减少福利，例如对某些行业提供过分的税收刺激而没有考虑到这些活动可能产生的污染成本。
尽管如此，由于在实践中通过适当的政策措施可以使这两者协调一致，再加之产出变化与福利变化相悖现象在长期不可能持续存在，所以，我们仍然采纳传统的方法，即假定产出增长与福利增加正相关。
2．配置效率与增长
2．1 税收政策
从理论上说，财政政策与增长之间最明显和最直接的联系莫过于税收政策，因为征税的配置影响(诸如对劳动－闲暇选择的影响、对消费－储蓄行为的影响、对不同行业的相对赢利性的影响，等等)易于评价，从而成为经济学中研究得最充分的领域之一。
然而，税收与增长的各种关系有其不同的理论基础，需要进行深入分析。
第一种关系是基于以前从静态角度来看的超额负担思想，即除了在实践中不可行的一次总付税之外，所有税种都是非中性的。在非中性税的情况下，私人经济主体的配置决策将与不存在这种税情况下的决策不一样。
这种税收引致的经济行为扭曲会使整个经济造成净效率损失，即通常所说的“税收的超额负担”。
由此得到的结论是：征税的水平越高，这种效率损失越大；而且当经济中存在其他税收扭曲时，这种损失的增加与税收水平的提高不成比例。即使税制结构得到优化，也就是说在所有税种中每一种税的超额负担均等或成比例(Ramsey，1927，p．47－61；Diamond and Mirrlees，1971，p．261－278)，这个结论仍然成立。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税收水平与产出水平间的负相关关系比较容易概念化，但是，人们并不明白为什么税收水平会对长期产出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为了得到增长效应，需要考察的适当变量应当是税收水平的变化率(Engen and Skinner，1992)。
第二种关系更为显而易见，即税收对要素积累特别是资本积累的影响，这种关系与动态意义上的税收超额负担有关。由于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长期增长具有政策不变性(但政策可能具有暂时影响)，因此，利用这种理论对资本所得课税进行传统分析的核心是税收对产出水平而非产出增长的长期影响。桑德莫(Sandmo，1985，p．265－311)对这一主题的大量文献作了概述，其中，有两个着名的结论值得注意。(1)阿特金森和桑德莫(Atkinson and Sandmo，1980，p．529－549)指出，在两时期的生命周期叠代模型中，最适资本所得税率在长期不一定是零，而通常要取决于劳动供给与储蓄的相对税收弹性及其他们的交叉弹性。
该结论正是最适税收理论的特征。(2)克姆利(Chamley，1986，p．607－622)则利用无限期界模型证明，长期最适资本所得税率实际上是零。
然而，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增长对政策很敏感，因此，政策含义将完全不同。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物质)资本的所得征税会降低储蓄的税后收益，因而对(物质)资本的积累具有抑制效应。但是，这种税对增长的最终影响尚不能先验地确定，要视在生产过程中与物质资本相配合的其他因素(诸如人力资本)所受这种税的影响而定(假定这些其他因素不征税)。比较两种简单的情况(这两种情况都把人力资本作为惟一的其他生产要素)，就可以清楚地说明结果的差异。
第一种情况假定人力资本的生产只需要人力资本(Lucas，1988，p．3－42)。物质资本课税的增长抑制效应将全部被人力资本积累的增加所抵消，因而，对增长的净影响为零。第二种情况假定人力资本的生产需要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在这种情况下，抵消效应只是部分抵消，对增长的净影响是负的(Rebelo，1991，p．500－521)。
这种简单的比较突出了一个重要论点，即(物质)资本所得税的增长效应对生产技术规定是敏感的(Xu，1994)。［泽(Zee，1997)指出，除了生产技术之外，所得课税的增长效应还取决于时间偏好规定。
如果时间偏好是内生的，即如果人们对当期消费相对于未来消费的估价对当期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是敏感的，那么，所得税也会通过这种时间偏好途径而影响储蓄］可是，一般可以推断，相对于人力资本密集的其他部门的税收负担而言，人力资本生产的税收负担越轻，对应税物质资本的增长的不利影响越小(Lucas，1990，p．293－316)。
上述分析表明，税制结构对增长有很大影响。
例如，在税收总水平既定的情况下，所得税转向消费税会减轻对储蓄的抑制作用，促进资本积累。
一般认为，在没有劳动－闲暇选择的情况下，经济行为主体的跨时预算限制意味着应税工资所得(和已继承财富)扣除不征税的利息所得等于应税消费(和遗产)，而国民储蓄不受在这两种税间进行选择的影响(除非有其他扭曲)。
可是，坦兹和泽(Tanzi and Zee，1993，p．253－259)则指出，如果消费需要时间，工资税会抑制储蓄，其影响方式与利息所得税一样。消费税虽然会扭曲劳动－闲暇选择，但对于今天消费与明天消费的相对价格是中性的，因此可能仅产生一种水平效应而非增长效应(Stokey and Rebelo，1995，p．519－550)。
税制结构除了对资源的积累产生影响外，还可能有其他增长效应。例如，过分依赖贸易税会限制经济吸收或开发新技术的能力，从而有害于经济增长前景，因为这会减少本国行业进入国际市场、展开国际竞争的机会。可是，要取消贸易税在税务管理上也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贸易税通常在管理上是最可行的税柄，是重要的收入来源：平均来看，贸易税(特别是进口税)在非OECD国家的税收收入中占1／4，而在OECD国家仅占2%(Zee，1996，p．1659－1671)。
上述分析还表明，对资源积累和技术进步有重大影响的税收政策是在所有国家以各种形式存在、旨在促进投资和研究与开发活动的税收刺激。
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在实现已确立的目标过程中，一般性(非目标性)刺激的价值是值得怀疑的(相对于诸如税制的稳定性、简化性、中性而言)，更不必说目标性刺激的价值了(OECD，1994；Shah，1995)。从其本质上看，所有税收刺激都会产生扭曲；然而，如果目标性刺激旨在消除某些市场失灵，那么，这类刺激的使用所获得的收益也许足以抵偿其所引起的扭曲。
例如，很多投资活动和研究与开发活动促进了增长，其社会收益可能高于这些活动的私人收益；倘若没有矫正性的公共措施，这类活动也许低于其最适水平。德朗格和萨默斯(DeLong and Summers，1991，p．445－502)就是基于这种考虑，认为对设备投资提供税收刺激具有很强的增长效应；墨菲等(Murphy，Shleifer，and Vishny，1989，p．1003－1026)也证明，工业化部门间的外溢效应要求以一种协调的方式实施促进投资的政策。
可是，这种观点忽视了税收刺激的政治经济成本，因为，它们很可能会鼓励寻租行为、腐败行为以及形成特殊利益集团(Baumol，1990，p．893－921；Murphy，Shleifer，and Vishny，1991，p．503－530；Mauro，1995，p．681－712)。
尽管这类成本难以计算，但它们对增长的不利影响却是很大的。
赞同税收刺激的人一般以经济增长率很高的亚洲国家大量利用税收刺激作为其有效性的证据，而坦兹和肖米(Tanzi and Shome，1992，p．31－61)以及奥尔森(Olson，1996，p．3－24)等经济学家推测，这种正相关关系与其说与这种税收刺激的自身性质有关，还不如说与利用税收刺激的国家的各种特征有关，如公务员的素质、公共机构的效率等，这些特征会使税收刺激的政治经济成本最小化。
到目前为止，有关各种税收政策对增长影响的经验证据仍然是混合的(Levine and Renelt，1991；Easterly and Rebelo，1993，p．417－458；Xu，1994)。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一般认为税收总水平或所得税水平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负的，但这种关系并不牢靠，而且对模型规定特别是对可控非税收变量是敏感的。埃斯特里和莱彼洛(Easterly and Rebelo，1993)分析了13种不同的税收措施，仅发现一种税收措施(按所得税收入对GDP的时间序列回归计算的边际所得税率)在解释其样本国家间的增长差异时在统计上具有显着性。他们通过把初始人均实际GDP作为回归方程中的一个变量发现，普劳瑟(Plosser，1992，p．57－86)所证实的所得税收入－GDP比率与增长之间的明显的负相关(这一结论为以后的其他作者大量引用)在统计上不显着。
曼德泽等(Mendoza，Milesi－Ferretti，and Asea，1997)依据曼德泽等(Mendoza，Razin，and Tesar，1994，p．297－323)提出的方法，利用18个OECD国家的税收收入和税基的相应数据，组成更加详尽的有效所得税率和消费税率进行分组回归，发现降低所得(消费)税对投资具有很强的且在统计上显着的正(负)影响。然而，这种影响在定量上不足以产生统计上显着的长期增长效应。如前所述，恩詹和斯金纳(Engen and Skinner，1992)发现增长与税收水平的变化率之间的关系在统计上是显着的。
有些重要的非税收财政变量，诸如也影响增长的公共支出和预算政策，给分解税收对增长的影响造成了极大困难；还有，财政变量与其他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也同样如此。例如，有些证据表明，财政政策变量的增长效应取决于收入水平，税收水平与增长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在最不发达国家表现得最为紧密(Martin and Fardmanesh，1990，p．239－251)。
总之，可以得到的一般结论是：有关税收与增长之间关系的经验证据远不及理论上所说的那样清楚。
2．2 公共支出政策
首先应当明确的是，这里所说的公共支出是指购买性支出，也就是说不包括转移性支出(如补贴和福利支付)，这与大多数经验研究所依据的支出数据相一致。
任何公共支出水平的融资行为，无论是通过征税还是通过举债，公共部门都会吸收一部分本来由私人部门利用的实际资源。当然，如果可以举借外债或存在着闲置的资源，私人利用的本国资源的吸收可以推迟。
完全从静态的配置观点来看，倘若公共支出的社会收益(利益)超过其私人机会成本，那么，这种吸收会提高总体效率。虽然公共支出会取代私人部门的产出(排挤效应)，但它也会提高私人部门的生产力(外部性或共用品效应)。因此，公共支出的社会收益总量必须看作是这两种效应之和(Ram，1986，p．191－203)。
公共支出的排挤效应对总产出的净影响显然取决于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相对边际生产率。
普遍存在的一种认识是：倘若不考虑外部性，公共部门“生产”的效率低于私人部门的生产。这种思想常常作为公共企业私有化主张的理论基础(World Bank，1995)。
因此，倘若仅考虑这种效应，那么，公共支出水平越高，效率就越低，产出水平也就越低。可是，如果把公共支出与长期产出增长相联系，那么，公共支出水平的变化率就很重要(Ram，1986)，这种观点与上述强调税收水平变化率的重要性类似。
相反，公共支出的外部性效应通过提高私人部门的生产率而促进增长，也就是说，提高这类公共支出水平会加速增长。最新的内生增长理论就强调了公共基础设施存量的重要性，认为这是一种生产性投入(Aschauer，1989，p．177－200；Barro，1990，p．103－125；Barro and Sala－i－Martin，1992，p．645－661)。当然，具有这种效应的公共支出并不局限于基础设施支出，诸如基础教育、职业训练等方面的公共支出因增加人力资本(这是内生增长中的一个关键变量)，也同样具有类似的效应。
排挤效应与外部性效应的相反性质表明，不仅是公共支出的水平特别是公共支出的结构非常重要。
在分析公共支出的构成时，传统方法历来是把它划分为公共消费和公共投资两大类；而且这种划分的想法是前者阻碍增长，后者促进增长。这种分类从直观上看虽然很有吸引力，但一旦深入分析就会发现问题。
例如，如果从整个社会角度来看，其边际净现值是负的，那么，很多公共投资项目就是浪费；同样，很多公共消费支出，诸如有些教育训练支出、现有基础设施的运营和维护支出以及为研究与开发活动建立的基金等，很可能极大地有益于长期增长。因此，也许更有意义的分类方法是将公共支出划分为生产性支出(促进增长的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阻碍增长的支出)(Devarajan，Swaroop，and Zou，1996，p．313－344；Chu and others， 1995；Knight，Loayza，and Villanueva，1996，p．1－37)。
当然，并非所有公共支出计划都要按促进增长目标来设计，有些公共支出虽然从增长角度来看是非生产性的，但它们在实现增长目标的过程中也有促进作用。
在增长分析中，生产性与非生产性公共支出分类的意义从动态角度来看特别明显，因为这种分类方法可以集中分析公共支出对私人储蓄和投资从而对资本积累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1)公共支出需要融资，这会减少私人储蓄的资源。布莱德弗德(Bradford，1975，p．887－899)就曾强调分清这种融资来源是消费、是私人资本形成还是闲置资源的重要性。(2)从公共支出会提高私人生产率这个意义上说，它会刺激私人储蓄。
(3)公共支出与私人支出间的互补程度或替代程度非常重要。
互补性(替代性)越低(高)，它对私人储蓄的影响就越小(Bailey，1971；Karras，1994，p．9－22)。这些效应对私人储蓄的综合影响表明，公共支出水平与增长的关系一般不是单调的。
在互补程度或替代程度既定的前提下，在某一点之前公共支出可能促进增长，而在该点之后两者间的关系可能变成负的。正如坦兹等(Tanzi and Schuknecht，1995)所说，在某一点之后，公共支出也会逐渐具有破坏性。这种关系已成为市场经济国家确定增长最大化的公共支出水平以及政府干预程度的基础(Barro，1990；Jones，Manuelli，and Rossi，1993，p．485－517)。
与税收的情况一样，有关公共支出(占GDP的比率)增长效应的经验证据也无定论。拉姆(Ram，1986，p．191－203)利用国家间回归方程发现，尽管增长与公共支出总水平的变化率呈正相关，但与公共支出水平却呈负相关。这后一结论也为利维尼和莱尼尔特(Levine and Renelt，1992，p．942－963)所证实。
当公共支出划分为两大类时，增长与不含国防支出和教育支出的公共消费呈负相关(Easterly and Rebelo，1993，p．417－458；Barro and Sala－i－Martin，1995)。这种负相关关系的一种可能解释是：从总体来看，经济行为主体把这类公共消费看作是对私人消费的非完全替代(或甚至可能是互补)，所以，私人储蓄下降。卡拉斯(Karras，1994，p．9－22)找到了公共消费与私人消费间互补性的证据。
至于对公共消费的更为具体的分类，耐特等(Knight，Loayza，and Villanueva，1996，p．1－37)发现，军事支出对增长具有显着的不利影响，而阿肖尔(Aschauer，1989，p．177－200)则发现，在美国，这种支出对私人部门生产率的影响虽然是负的，但并不显着。
这也许是因为在美国，军事支出通常会产生有益于整个经济的技术，而这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不太可能发生。巴罗等(Barro and Mala－i－Martin，1995)证实用于教育的公共支出对增长有明显的正效应，因为这种支出会提高人力资本的质量，从而促进增长。
这种正效应也与坦兹(Tanzi，1995，p．142－156)的观点一致，即这种支出会提高一国吸收国外技术和发明新技术的能力。可是，利维尼和莱尼尔特(Levine and Renelt，1992，p．942－963)却认为，无论是军事支出还是公共教育支出，它们与增长的关系都不大。
阿肖尔(Aschauer，1989)发现，在美国，非军事公共资本存量与私人部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且是正相关。这一发现作为强调公共投资在促进增长过程中的重要性而被广泛引用。
坦兹和泽(Tanzi and Zee，1997)以及埃斯特里和莱彼洛(Easterly and Rebelo，1993，p．417－458)还特别指出，在公用设施和交通通讯设施等核心基础设施领域的公共投资与增长正相关，但利维尼和莱尼尔特(Levine and Renelt，1992)则认为，公共投资的增长效应不大。
在估计税收的增长效应时所遇到的困难在估计公共支出的增长效应时也同样会遇到。
即使增长与公共支出的相关关系是正确的，可是，这种相关的因果关系仍然不清楚。较高的收入增长也许对某些或全部类型的公共支出的需求增加，继而就需要增加税收水平。
例如，收入增长可能会增加汽车需求，继而增加道路需求。
因此，至少从表面上看，因果关系也许是先有增长，而后公共支出和税收增加。
可以肯定，大多数研究者都意识到了这种相反的因果关系问题，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令人满意的论述。
坦兹和泽(Tanzi and Zee，1997)指出，还有一个问题被研究者忽视了，即增长与财政变量间的关系可能不是单调的。
如上所述，从分析角度来看，认为公共支出水平的持续提高开始会促进增长，然后会降低增长似乎是有理的。如果各国实施的是增长最大化的公共支出政策，那么，通过国家间回归分析可以推断，增长与公共支出水平间的相关性不大。同样地，财政变量的增长效应很可能会随着收入的提高而改变方向。
坦兹和泽(Tanzi and Zee，1995)在研究瓦格纳法则(Wagner’s law)时就发现，公共工资支出水平与收入水平间的相关关系，对于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是正的，而对于高收入国家则是负的。
2．3 预算政策
另一种可能影响增长的比较宽泛的财政变量就是预算政策。一类效应源于预算不平衡的稳定含义，这在下一节讨论；另一类效应与预算不平衡触发的私人部门可能做出的行为反应有关。
如果私人部门认为预算赤字(即使由公债融资)只是税收的拖延，那么，私人部门可能选择增加其自身的储蓄以抵消公共负储蓄，从而导致国民储蓄水平保持不变。换言之，如果造成预算赤字的公共支出并不是完全由公共投资构成的，如果预算赤字没有引起私人部门储蓄的反应，国民储蓄就会减少，增长就会受阻。
公债融资与税收融资间是否存在着中性关系，即通常所说的李嘉图对等定理(Ricardian equivalence theorem)是否成立，这一问题一直是近年来许多研究的焦点。
这种中性存在的关键条件是：如果经济行为主体的计划期界是有限的，各代间存在着有效的私人转让(赠与和遗产)，那么，当代人不会不考虑未来一代人所承担的公共负储蓄的隐含税收负担。
如今，人们普遍认为，严格的中性还要取决于其他一系列因素，诸如没有税收扭曲、收入具有确定性以及完善的信贷市场等等。
上述的中性论点在概念上令人感兴趣，但与税收和公共支出的增长效应一样，公债中性的经验证据也是混合的。
在检验李嘉图对等的过程中，经验研究大多集中于预算赤字对下列三个变量的影响，即私人消费－储蓄、代际间转让以及利率(Bernheim，1987，p．263－304；Leiderman and Blejer，1988，p．1－35；Barro，1989，p．37－54)。总的来看，特别是来源于各国的经验数据似乎表明，私人部门储蓄对公共部门负储蓄的反应没有完全抵消后者。许多研究者以各国数据为基础对预算赤字的增长效应进行了直接检验：埃斯特里和莱彼洛(Easterly and Rebelo，1993，p．417－458)发现，二者间的相关关系是显着的且是负的；马丁和法德迈尼施(Martin and Fardmanesh，1990，p．239－251)考证，只是对中等收入国家来说，这种相关关系是显着的且是负的；而利维尼和莱尼尔特(Levine and Renelt，1992，p．942－963)则认为，这种相关关系是脆弱的。
3．稳定与增长
3．1 税收与支出政策
从稳定的观点来看，税收和支出政策的增长含义类似，因此可以一起讨论。税收政策与增长的最直接的联系与不确定的税制给某种投资项目的收益带来的不稳定性有关。在最近的有关不确定情况下的投资的文献中，业已肯定，由于从某种程度上说大多数项目是不可撤消的，其收益的不确定性增加一般会导致投资降低或推迟(Dixit and Pindyck，1994；Hassett and Metcalf，1994)。因此，税制的不确定性反过来会导致不确定的税后收益，很可能会抑制投资，阻碍增长(Aizenman and Marion，1993，p．145－163)。
税制的不确定性可归咎于很多因素。例如，很难预测在政治上有争议的未来税制改革的方向；意想不到的收入或利率波动或意外的公共支出需要要求税制发生变化；没有指数化的或有明显征收时滞的税制在不稳定的通货膨胀情况下也会造成不确定的实际有效税率(Tanzi，1977，p．154－167；1978，p．417－451)。然而，还有一类不确定性与这种意料之外的因素无关，也就是说，即使在其目标与典型经济行为主体的目标相一致的最优化政府框架下也存在的不确定性：如果最适税制在各时期间发生变化，那么，不确定性就表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是否会维持原来的制度。
这种通常被称为最适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Kydland and Prescott，1977，p．473－491)通过考察包含内生储蓄和劳动供给的两时期模型就可在直观上予以理解。政府在第一时期优化并确定第二时期的劳动和资本的最适税率。
当第二时期来临时，第一时期的储蓄就变成了固定资本(沉没成本)，而且如果征税，不会产生任何超额负担。因此，对于政府而言，在第二时期仅对资本征税是最适的，这是一种一般不会与政府在第一时期设计的最适政策相同的政策。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人力资本投资，即政府的最适政策是：在个人一生的初期对这种投资轻税，而一旦人力资本已经形成则对这种资本的收益重税。如所证明的那样，在一个包含内生劳动供给而不含资本的典型跨时模型中，最适税制是否具有时间不一致性，关键取决于政府所掌握的税收工具。
倘若政府仅对工资或(和)利息所得征收所得税，结果具有时间不一致性(Turnovsk and Brock，1980，p．183－212；Lucas and Stokey，1983，p．55－93)。罗杰斯(Rogers，1987，p．215－230)发现，根据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数，消费税具有时间一致性。
然而，泽(Zee，1994，p．113－125)认为，当效用函数是一般形式时，只有政府在征收所得税和消费税的情况下，最适税制才具有时间一致性；同时，他还指出，最适时间一致性税制结构可能具有扭曲性。
税制的不确定性不管是由什么因素造成的，它对增长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实质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消除不确定性(或至少是某种不确定性)的可能方法。
就时间不一致性问题而言，已提出各种潜在的机制预先交托给某一既定时期的政府以随着时间维持最适政策。这些机制包括利用政府声誉限制(Barro and Gordon，1983，p．101－121)、社会契约性义务(Kotlikoff，Presson， and Svensson，1988，p．662－677)以及特殊公债结构(Lucas and Stokey，1983，p．55－93；Persson，Persson，and Svensson，1987，p．1419－1431)。倘若不确定性源于意想不到的收入或利率波动或意外的公共支出需要，那么，适当的债务管理政策作为对这种事件的反应可能无需改变税制，这正是巴罗(Barro，1979，p．940－971；1995b)的跨时消费平稳化论据。通过改变公债的水平和结构，税率可以随着时间而平稳化，以使扭曲性税收的跨时超额负担最小化。
当然，重组公债结构的能力各国间是不同的，特别是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这种能力通常很有限。如果通货膨胀是实际税收负担不确定性的来源，那么，最优解显然是实行减轻宏观经济不稳定性的政策，而次优解则是对税收制度指数化和采用缩短税收征收时滞的管理措施。
阿泽曼和马里恩(Aizenman and Marion，1993，p．145－163)利用发展中国家大样本进行了国家间回归分析表明，增长与大量财政变量的不确定性之间的相关关系是显着的且是负的，其中的主要财政变量包括收入水平、公共支出水平以及预算赤字水平。
埃斯特里和莱彼洛(Easterly and Rebelo，1993，p．417－458)也发现，本国税收收入与消费和投资比率的标准差对增长具有显着的且负的影响。
3．2 预算政策
现暂且假定预算不平衡不用货币融资，在这种情况下，实际公债存量的变化完全由随着时间的推移实际预算不平衡的累积路径所控制。倘若从动态角度来看经济是高效率的(也就是说，该经济的长期实际利率高于其长期增长率)且政府是有偿付能力的，那么，政府的负债最终要通过适当的预算政策予以消除，这种预算政策可以使公债存量的现值在将来某一日期(也可能是无限的)变为零。
实施这种预算政策所需要的清偿能力暗示出一个重要的含义，即政府有责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积累足够的净原始预算盈余(以现值表示)以偿还其初始债务。这种含义反过来又为估价现行预算政策是否是可持续的奠定了基础(Wilcox，1989，p．291－306)，如果是不可持续的，那么，在多大程度上必须要提高税率(公共支出的路径既定)以确保政府的清偿能力(Blanchard and others，1990，p．7－36)。
政策的可持续性与增长的关系是双重的。如果现行政策被认为是不可持续的，那么，不是发生税收(支出)政策的制度变化，就是通过货币融资筹措资源。制度变化会增加政策的不确定性，它对增长的影响在前面已经作了讨论。货币融资会导致通货膨胀，这又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通货膨胀的增长效应。
从理论上说，通货膨胀与增长之间联系多种多样。其中的一种联系基于这样的思想，即通货膨胀可以看作是对实际货币余额课征的扭曲税，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与其他更为传统的扭曲税一样对效率产生影响。如第二节的讨论所指出的那样，从纯粹的配置角度来看，扭曲税给增长造成的不利影响源于税收水平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就是通货膨胀的加速。然而，从稳定角度来看，业已提出的论据是：通货膨胀率越高，有关未来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就越大(Okun，1971，p．485－498；Friedman，1977，p．451－472)；通胀水平越高，效率损失越大。
通货膨胀对增长的影响在增长模型中也得到直接考察。在早期的增长文献中，焦点在于货币的超中性问题(Orphanides and Solow，1990，p．223－261)，亦即通货膨胀是否会影响稳定状态的资本－劳动比率，而不在于通货膨胀本身的增长效应(因为在这些模型中，长期增长是外生的)。
然而，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出现了通货膨胀可以影响增长的许多直接途径，诸如通货膨胀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潜在影响、通货膨胀与以名义价值为基础的税制之间的相互作用。总的来看，无论是原来的增长模型还是新的增长模型，其理论结果似乎都过于依赖模型规定，对制定政策意义不大。
除了在理论上还需要进一步探讨通货膨胀的增长效应之外，越来越多的经验证据表明，高通货膨胀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种显着的且负的相关关系(Briault，1995，p．33－45；Thornton，1996，p．23－38)。利用分组数据所做的估计表明，如果通货膨胀率高于通货膨胀边界，通货膨胀的增长效应就很显着，但通胀边界的值从8%～40%不等：萨里尔(Sarel，1996，p．199－215)、朱德森等(Judson and Orphanides，1996)、巴罗(Barro，1995a，p．166－176)以及布鲁诺等(Bruno andEasterly，1995)的估计结果分别是8%、10%、15%和40%。
而且，朱德森等(Judson and Orphanides，1996)发现，在所有通胀水平上通胀的易变性与增长具有显着的负相关关系。因此，似乎有理由认为，导致高通胀率的扩张性预算政策很可能阻碍增长。
倘若扩张性预算政策的通胀效应被紧缩性货币政策所抵消，那么，由于利率的提高也会阻碍增长。此外，即使增长与低通胀间的统计关系微弱，费尔德斯坦(Feldstein，1996)指出，现行的扭曲性税制与通胀间的相互作用甚至在低通胀率情况下也会导致大量福利损失。
4．收入分配与增长
尽管经济学家们在财政政策的配置目标与分配目标的相对重要性上意见不尽一致，但一般都认为在追求这两个政策目标时需要做出某种权衡。
当然，这种权衡源于为直接或间接转移支付(由富人到穷人)融资需要征收扭曲性税所产生的抑制效应。
在静态框架下，很容易阐明，根据(异质)个人对收入和工作努力偏好的一般性假设，实行平等主义政策的效率成本极高(Baumol and Fischer，1969，p．514－525)。因此，按照传统观点，实现公平目标的收入再分配政策会提高(总)产出损失的代价，这种代价很可能大于收入不平等的减少程度。
从动态角度来看，这种观点十分自然地导致这样的结论，即由于征税有降低储蓄的效应，收入再分配的边际成本(以增长损失来衡量)将递增。
然而，近来有许多研究成果对这种传统观点的正确性提出了置疑。
第一类观点认为，再分配性税收及其融资的支出是经济主体一生预防某种风险的一种社会保险形式，这种风险是私人保险所不能抵御的。结果，再分配政策可能刺激生产性冒险而产出增加，但这种行为不一定导致税后收入分配更加公平(Sinn，1995，p．495－526，1996，p．259－280)。再分配性税收与社会保险之间的关系早在20年前就有许多经济学家进行了探讨(Eaton and Rosen，1980，p．357－364；Varian，1980，p，49－68)，但税收与冒险之间的关系尚属于新的研究领域，只是现存的有关文献基本上都是集中于税收对资产组合投资决策的影响而不是收入再分配问题。
第二类观点强调金融市场不完善的各方面对增长的重要性。
其核心思想是：穷人的潜在生产力不能充分实现，除非他们获得参与金融市场的机会。如果金融市场是完善的，穷人就能够以其将来的收入作抵押借债，以获取基本需要和人力资本。
如果不存在这种市场，就需要有再分配政策，把穷人的生活水平至少提高到某种边界以上，以便他们能够成为社会的生产性成员，从而会有助于产出增长(Streeten and others，1981；Dasgupta，1993)。
穷人一旦获得了有报酬的工作，就会开始购置资产，积累人力资本，进入金融市场，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收入潜能。
反过来，由于经济主体的参与者增加，金融市场会越来越发达，整个经济的增长前景看好。近来，有许多文献分析了收入分配的增长效应，并强调了收入分配、金融市场发展与增长之间相互关系的重要性(Galor and Zeira，1993，p．35－52；Greenwood and Jovanovic，1990，p．1076－1107)。
在这类文献中，财政政策的作用是很明显的：减缓收入不公平的再分配政策会大大促进增长。
第三类研究集中于各种政治经济因素对增长的影响。尽管不同的研究在模型结构上有所不同，但这类文献的核心思想是：收入分配影响政治后果，反过来，又影响通过投票过程而实际实施的政策(Perotti，1992，p．311－316，1994，p．827－835；Persson and Tabellini，1992，p．593－602；Alesina and Perotti，1994，p．351－371；Verdier，1994，p．757－763)。依据标准的中位选民理论，这类文献阐明，收入越不平等，为了共用品的提供(Alesina and Rodrik，1994，p．465－490)或为了纯粹的再分配性转让(Persson and Tabellini，1994，p．600－621)而投票决定的税收水平就越高，因为，比较穷的中位选民比相对富有的选民所面临的公共支出的税收价格低。反过来，由于较高的税收会通过抑制物质资本积累或(和)人力资本积累而降低增长，所以，收入分配对增长的直接因果影响也就明确了。
尽管有关初始收入不平等对增长有不利影响的证据似乎是令人信服的，但我们仍然不清楚这种影响发生作用的准确途径。
例如，依据阿莱斯纳和罗德里克等(Alesina and Rodrik，1994；Persson and Tabellini，1994)构建的模型，高度收入不平等会导致重税，而皮罗惕(Perotti，1993a)则所利用的数据却没有证实这种关系。最近，阿莱斯纳和皮罗惕(Alesina and Perotti，1996，p．1203－1228)提出了另一种传递机制：收入不平等造成社会动荡和政治不稳定，反过来，这会阻碍投资和增长。
他们的经验分析建立了一种社会和政治不稳定性指数，并根据各国的经验数据发现，收入平等与社会和政治不稳定性指数呈负相关，社会和政治不稳定性指数与投资呈负相关。
这一发现与其他经验研究结果相一致：政治不稳定与增长之间呈负相关(Barro，1991，p．407－443；Mauro，1995，p．681－712)。
5．结语
财政经济学家一直认为财政政策能够影响经济增长，因为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间的内在联系表现在许多方面，诸如扭曲性税收的负效应、累进税对储蓄倾向的不利影响以及增加税收动员额外资源以提高公共投资水平等等。然而，流行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却认为，财政政策对增长充其量只有短期效应，而不能影响长期增长。
可是，通过对上述大量的理论研究与经验分析文献的回顾，我们发现，根据最新的内生增长理论，税收政策、公共支出政策和预算政策通过影响资源配置、经济稳定和收入分配而在影响长期增长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着名财政学家坦兹(Tanzi and Zee，1997)曾劝告我们：经济学家们在建议实行理论上业已证明了的有益于增长的财政政策措施(诸如改善税收中性、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减轻收入不公平等政策)时不要有顾虑。
内生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and Fiscal Policy)
经济增长理论与政府政策(Economic Growth Theories and Government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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