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教育支出的分配效应测定
出处：按学科分类—经济 经济科学出版社《公共经济学大辞典》第316页（13644字）
【内容介绍】：
1．引言
教育在经济发展以及减轻贫困中的重要作用已达成广泛共识。
然而，在很多国家，有些重要的教育政策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例如，针对穷人的公共教育支出的效率如何?通过增加政府的教育支出来扩大招生人数更有效吗?以牺牲中等教育或高等教育来加强初等教育合理吗?增加学费可行吗?如果增加学费有必要，增加的收入应当用于支付现行的政府支出还是为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融资呢?即使不提高学费，可是，大量的交通费、课本费以及校服费等是否会妨碍最穷家庭的学龄儿童入学呢?
为了帮助决策者解决这些问题以及类似的问题，经济学家们几十年来一直力争在衡量来自教育的收益方面寻找到比较完善的方法。一般来说，在这种收益的测定方法上，大致可以用估计需求函数和不估计需求函数来划分。前者可简称为“估计方法”(estimation-based approaches)，后者简称为“非估计方法”(nonestimation-based approaches)。
在无需估计需求函数的所谓“非估计方法”中，包括标准的收益－归宿分析(即政府支出的分配与家庭的使用成正比)以及其他许多更适合于分析公共政策的边际变化的非估计方法。
早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们就开始对教育收益的测定进行了研究。起初是吉利斯彼等人(Gillespie，1965；Maital，1975；Musgrave，Case，and Leonard，1974；Reynolds and Smolensky，1977)对高收入国家的研究，后来，萨赫塔等人(Foxley，1979；Sahota，1977)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特别是莫尔曼等人(Meerman，1979；Selowsky，1979)把收益－归宿方法成功地应用于发展中国家之后，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文献日益增多(Bahl，Kim，and Park，1986；Meesook，1984；Riboud，1990；van de Walle，1992)。
上述经济学家的研究所使用的收益－归宿方法属于非估计方法(nonestimation-based approach)。标准的非估计方法通过把政府的教育支出按公立学校招生人数的比例分配给家庭，目的在于解决公共支出的目标选定问题。尽管非估计方法很容易理解，但不能肯定这种方法就能解决一系列政策相关问题。
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经济学家们更多地借用了微观经济学方法，所建议的收益衡量方法大都涉及到个人补偿性需求曲线的估计。通过使用估计方法，可以分析政策变化引致的行为变化，也可以衡量政策变化之后的私人支付意愿(private willingness to pay)。然而，尽管这种估计方法为经济学家们普遍接受(Dor，Gertler，and van der Gaag，1987；Gertler and van der Gaag，1988；Gertler and Glewwe，1990；1992；Gertler，Locay，and Sanderson，1987；Ellis and Mwabu，1991)，但是，它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一定局限性。
例如，家庭层次上的数据远远不能满足这种方法在分析中的需要。
因此，塞尔丹和瓦斯兰科(Selden and Wasylenko，1995)分析了衡量支付意愿的估计方法和非估计方法的理论基础，并从离散选择(discrete-choice)角度，比较分析了估计方法和非估计方法的优缺点。
特别是，他们利用其他非估计方法考察了提高公立学校收费和减少公立中等学校交通时间的归宿。
2．估计方法的基本框架
为了澄清衡量教育的分配性效应中的理论问题，首先要回顾一下格特勒等(Gertler and van der Gaag，1988；Gertler and Glewwe，1990，1992)建立起来的十分简化的正规模型。为了简化起见，我们主要考察这样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家庭面临着一种简单的二元决策，即是否把孩子送进公立学校。当然，这种分析也很容易包括第三种选择，即把孩子送进私立学校。
假定家庭决策者的效用函数要素包括入学选择s∈｛0，1｝，学校质量q以及其他家庭消费c≥0：U=U(sq，c)。在没有定量配给情况下，该决策者的最大化问题是：
式中各符号所代表的含义如下：
c0——没有学费情况下的家庭消费
p——家庭的学费总额，包括学费、校服费、教学资料费、交通费等，所有这些费用对家庭而言都是外生的
t——上学时所放弃的就业时间数量
w——儿童的工资率
为了简化起见，假定上学时间分为在校时间ts和交通时间tT(它们对于家庭而言都是外生的)，且t=ts+tT。
解上述家庭问题得到下列无条件间接效用函数：
U(q，c0－p－wt)］ (2)
为了推导出衡量收益的补偿性变差(compensated variation，CV)，还需要推导出(无条件)支出函数：
e(p+wt，q，U)≡min［c0lV(p+wt，q，c0)］≥U (3)
以及补偿性需求或希克斯式需求(compensated or hicksian demand)：
由于上学是一种离散选择，补偿性需求曲线是一种其值为0和1的阶梯函数(step function)，故可以把补偿性交点价格(p+wt)*看作是儿童入学的最高(p+wt)水平(U假定不变)。
在这些定义和结果既定的情况下，很容易扩展家庭的决策集合，使之包括公立学校教育和私立学校教育选择(或其他一些政策相关的选择集合)，提出下列三个归宿问题：第一，公共教育的收益归宿(按每人平均和每一儿童平均)的情况以及公共资金从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向初等教育的边际重新配置的归宿情况；第二，学费增加的归宿情况；第三，以提高学费为增建较近的学校融资的归宿情况。
3．公共教育收益归宿的测定
根据上述的学校教育决策模型，家庭决策者来自公立学校教育选择的净收益可用下列补偿性变差(CV1)来测定：
式中，U代表效用水平现状，z是一个积分变量。从直观上看，CV1测定的是在家庭决策者的决策集合中取消公立学校教育的负收益。
为了估价收益归宿收益，我们可以计算样本中每一符合条件儿童的CV1，并按其符合条件儿童的比例把收益分配给家庭。然后，我们可以按收入或其他有关的社会经济特征把家庭分类，并计算各类家庭的平均收益。
3．1 收益的估计方法
格特勒和格莱威(Gertler and Glewwe，1990，1992)依据斯麦尔和罗森(Small and Rosen，1981)的方法，利用估计的离散选择概率，计算影响学校教育的不可观测因素分布的CV1期望值。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它把着名的离散选择估计方法与得到普遍接受的收益衡量方法结合在一起。然而，人们在使用这种方法时可能会遇到种种困难。例如，使用这种方法必须要规定效用的函数形式以及误差项在模型中的分布，但这些假设一般难以事先认定。
此外，这种方法在实际应用时也很费事。更为重要的是，需求估计要求要有某一个人所面临的全部选择(先不考虑个人实际学校教育决策)的学费(和其他费用)方面的信息，可是，这类信息很难得到。
3．2 收益归宿分析方法
另一种用来估价教育收益归宿的非估计方法是标准的收益－归宿分析方法，这是考察按收入或其他有关社会经济特征分类的家庭间每人平均政府支出的一种方法。尽管这种方法最好看作是观察政府资金使用前景的一种方法，但与CV1进行比较正式的比较也是可能的。另AC=g+p+wt等于公立学校教育选择的全部经济成本(包括政府的和私人的)，其中，g是政府花费在每个学生身上的支出(加上获得的公共奖学金)。某个人的收益－归宿估计量为：
式中，s是可观测的公立学校的在册学生数。
倘若AC恰好等于补偿性交点价格(compensated crossover price)，在此价格上，家庭放弃公立学校选择，那么，这种非估计方法与估计方法就一致了。图1阐示了一种更为可能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M1不是高估就是低估了CV1。在图1(a)中，AC高于交点价格，因而M1即阴影部分大于CV1即矩形(p+wt)*bc(p+wt)。在图1(b)中，AC低于交点价格，因而M1小于也是由(p+wt)*bc(p+wt)给定的CV1。
图1 标准收益－归宿计算的潜在近似误差
交点价格可能在不同的家庭之间会有所不同，而且相对于其他家庭而言，某些家庭的M1更接近于CV1。例如，相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M1可能低估了高收入家庭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因为补偿性交点价格很可能是收入的增函数。
结果，用M1衡量的教育收益似乎比它们的实际情况更有利于穷人。
这种标准的近似方法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不同学校的质量差异问题。
假定质量高的学校，其净收益较大，因为学生不再注册的交点价格比较高。随着研究人员可以获得学校质量差异的数据，质量因素可以直接包含在CV1中；相反，随着这种质量差异表现在每个学生的支出数据中，学校间的这种质量差异只能间接地包含在M1中。
可是，一般的情况是，研究人员只能得到政府在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上的全国性总支出，质量差异就不得不忽略。只要质量与人均收入正相关，用M1衡量的教育收益似乎比它们的实际情况更有利于穷人。
3．3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问题
有关支付意愿的解释 家庭决策者的私人支付意愿(CV1或其近似方法M1)为什么可能是限制性过大的收益衡量标准，其原因多种多样。第一，这是局部均衡分析，也就是说，假定其他价格和收入保持不变。第二，这种衡量方法没有考虑教育的外部性，例如，公共教育支出也许会排挤私人转让，如果没有这种公共支出，私人转让本来有助于教育资金的筹措(Cox and Jimenez，1990；Lampman and Smeeding，1983；Rempel and Lobdell，1978；)。第三，教育收益的归宿是在某一时点上而非在个人的整个生命期间测定的。
当然，这种未来收益流量的现值也许在现行的支付意愿中得到部分反映。第四，父母的支付意愿不一定完全反映出其子女来自教育的收益。
森(Sen，1987a，1987b)主张一种“能力”－导向方法(capabilities-oriented approach)，这种方法只要在上述分析中更多地强调个人寻求教育的能力而不是对学校教育的支付意愿即可得到反映(Anand and Rallion，1993)。
按人口平均与按儿童平均的归宿测定 不管人们是用CV1还是用M1测定学校教育收益的归宿，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按人口平均计算还是按儿童平均计算收益。
收益－归宿方法一般采用按人口平均计算，只要来自受补贴的公立学校教育的收益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由家庭全部成员分享，这种方法就没什么问题。然而，收入分配的家庭构成差异很大，最穷家庭的儿童集中程度最高。
因此，即使穷人家的孩子按儿童平均来看获得的公共教育支出比较低，但按人口平均分析支出，公共教育似乎有利于穷人。可见，要弄清儿童获得的教育支出如何取决于收入，不仅要按人口平均而且还要按儿童平均计算归宿。
按边际与按总量的归宿测定 无论是估计方法还是非估计方法测定的都是总量收益而不是边际收益。总量收益的归宿可以看出政府通过教育支出在减少不平等和贫困方面所做出的总的贡献。严格说来，总量分析有助于深入了解教育支出总额和取消政府支出的影响。然而，政策争论的焦点通常不是是否取消公立学校教育，而是资源的边际重新配置，即资源从高等教育重新配置于初等教育这种教育部门内部的重新配置，或者在教育部门与其他政府预算部门之间的重新配置(Psacharopoulos，1977；Mingat and Tan，1985，1986)。
当然，对决策者来说，总量收益衡量方法也是一种很有用的方法。例如，同其他教育类型相比，初等教育收益的归宿对穷人更有利。这样，政府把资源从中等教育转移到初等教育，就会产生一种正的分配效应，因为穷人的孩子受初等教育的人数较多。然而，这种资源变化的边际归宿与基于总量归宿分析所得到的结果也许大相径庭(Selden and Wasylenko，1992)。倘若目标是要提高入学率和在校人数，那么，边际收益的分配很可能比平均收益的分配更有利于穷人。
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边际公共支出是否有助于消除穷人上学的障碍(比如直接花钱的费用和放弃的收入都很高)。
相反，倘若目标是提高质量，这一过程很可能从大城市和条件较好的学区开始，这使平均归宿比边际归宿更有利于穷人。
4．学费变化的收益测定
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是增加公立学校学费的归宿(Jimenez，1986，1987，1989；Gertler and Glewwe，1990)。
在上述的二元选择模型中，公立学校学费增加(△f)的CV是：
另一种方法不需要需求曲线估计，即
M2=－s△f (8)
对于学费的充分小变化而言，类似于罗伊恒等式(Roy’s identity)的斯麦尔和罗森(Small and Rosen，1981)的离散选择表明，M2是准确的。从直观上看，注册人数可以看作是对学费增加1美元所造成的收益损失的一阶近似。
当然，就学费的很大变化而言，这种一阶近似会高估学费增加所造成的收益损失，因为这没有考虑到这种可能性，即这种价格变化可能会导致儿童辍学(从而避免学费提高造成的其他损失)。
图2说明了这种潜在倾向。
在图2(a)中，学费增加不会导致儿童辍学，因而学费增加实质上是一种等于福利损失的一次总付税。在图2(b)中，学费增加可能导致儿童辍学，因而学费增加中只有一部分构成福利损失。然而，虽然M2有可能高估按儿童平均的私人损失，但CV2可能低估了学费增加带来的社会损失。CV2也许没有反映出入学的正的净社会收益，其原因有很多，主要有外部性收益、暂短的计划期界以及家庭间的不平等。倘若如此，是CV2还是M2对福利损失的测定更准确，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图2 离散学费增加情况下的潜在近似误差
5．减少交通时间的收益测定
另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是建造新的学校，以减少远离现有学校的社区的交通成本，这笔开支用提高学费来融资。学校比较近的优点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减少劳动收入的损失和花钱的交通费用；第二，由于减少了学生交通时间长所造成的疲劳和风险而提高学校选择的质量(Gertler and Glewwe，1990)；第三，能使家长在教育过程中起到更积极的作用。所有这些原因表明，学校比较近有益于有子女正在上学的家庭，同时也有助于增加入学人数。
与此同时，学费增加会有相反的作用，即减少入学人数及其收益。
格特勒和格莱威(Gertler and Glewwe，1990)分析了家庭对中等学校比较近但学费比较贵的支付意愿。
令q是t的函数，他们计算了距离学校比较近的CV：
CV3=e［p0+wt0，q(t0)，U0］－e［p1+wt1，q(t1)，U0］ (9)
式中，t0－t1是指交通时间的缩短，p1－p0仅指花钱成本的差额(假定学费不变)。
他们利用这种方法计算了平均支付意愿，并与中等学校的平均成本相比较。
格特勒和格莱威的补偿变差方法(compensating variation approach)存在着以下一些问题。第一，即使对学校比较近的平均支付意愿很大，但对于生活在人口密度比较低的农村地区的、居住非常分散的学生来说，减少交通时间似乎不切实际。
因此，最好从一个社区或某一特定地区角度而不是从总体角度做出决策。第二，当学生转到一所新的更近的学校时，距离比较远的学校的入学人数下降会使导致政府支出减少，这种情况在他们的方法中未予考虑。
第三，CV3衡量的是某一家庭愿意向附近学校支付的最大数量，而不是模拟实际学费增加。如果最大支付意愿不同，如果学校限于统一收费以避免差别收费造成的毁誉成本和管理成本，那么，收取学费所取得的总收入可能低于该社区的总支付意愿。如果从对决策更有意义的角度来说，可以采用这样一种方法，即利用保持政府净支出不变的学费增加来计算CV3，然后，按照收入水平分析净收益的分配。
不过，计算CV3可以估计家庭的入学需求。
考察下列对当期入学儿童的统计估算：
M3=△p+w△t
式中，△p表明的是花钱的交通成本的变化，△t表明的是交通时间的变化。从直观上看，M3可能是使家庭对现在的学校与附近的但定价较高的学校无差异的最大学费增加的比较低的界线。
的确，对于现在已在册的儿童来说，只要附近的学校仅通过它对放弃的收入和花钱的交通费用的影响来影响福利，那么，M3恰好回答了格特勒和格莱威提出的问题。当然，估算某一既定社区的M3的平均水平所遇到的问题同CV3的情况类似。
可是，塞尔丹和瓦斯兰科(Selden and Wasylenko，1995)认为，在有入学率和学校远近程度的信息情况下，M3为研究附近的但费用较高的学校教育的收益归宿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参考文献】：
公共支出对收入分配影响的测定(Measuring the Distributional Impact of Public Expenditures)
减轻贫困计划的目标选定(Targeting in PovertyAlleviation Programs)
Anand, S. and M. Rallion, 1993, Human Development in Poor Countries: On the Role of Private Incomes and Public Servic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7.
Bahl, R., C. K. Kim, and C. L. Park, 1986, Public Finances during the Korean Modernization Proce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ox, D. and E. Jimenez, 1990, Private Transfers and Public Transfer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Case of Peru, Policy, Planning, and Research Working Paper 345, World Bank.
Dor, A., P. Gertler, and J. van der Gaag, 1987, Non-Price Rationing and the Choice of Medical Care Providers in Rural Cote d' Ivoire, Journal ofHealth Economics 6.
Ellis, R. P. and G. M. Mwabu, 1991, The Demand for Outpatient Medical Care in Rural Kenya, Institut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15, Boston University.
Foxley, A., 1979, Redistributive Effects of Government Programmes: The Chilean Case,Pergamon Press.
Gertler, P. and P. Glewwe, 1990, The Willingness to Pay for Educ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vidence from Rural Peru,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42.
Gertler, P. and P. Giewwe, 1992, The Willingness to Pay for Daughters in Contrast to Sons: Evidence from Rural Peru.
Gertler, P., L. Locay, and W. Sanderson, 1987, Are User Fees Regressive? The Welfare Implications of Health Care Financing Proposals in Peru,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36.
Gertler, P. and J. van der Gaag, 1988, Measuring the Willingness to Pay for Social Servic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Living Standards Measurement Study Working Paper 45, World Bank.
Gillespie,W. I. , 1965,Effect of Public Expenditures on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in R. Musgrave,ed., Essays in Fiscal Federalism, Brookings Institution.
Jimenez, E., 1986,The Public Subsidization of Education and Heal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A Review of Equity and Efficiency,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1.
Jimenez, E. ,1987,Pricing Policy in the Social Sectors,Johns Hopkings University Press.
Jimenez, E., 1989, Social Sector Policy Revisited:A Survey of Some Recent Controversies, Proceedings of the World Bank Annual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89, World Bank.
Lampman,R. J.and T. M.Smeeding, 1983, Interfamily Transfers as Alternatives to Government Transfers to Persons,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Maital,S.,1975,Apportionment of Public Goods Benefits to Individuals,Public Finance 30.
Meerman, J., 1979, Public Expenditure inMalaysia:Who Benefits and W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eesook, O. A. , 1984, Financing and Equity in the Social Sectors in Indonesia, Staff Working Paper 703, World Bank.
Mingat, A. andJ. P. Tan,1985, Subsidizationof Higher Education versus Expansion of Primary Enrollments:What Can a Shift in Resources Achieve in Sub-Saharan Afric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Educational Development 5.
Mingat, A.and J. P. Tan, 1986, Who Profits from the PublicFunding of Education?A Compaarison of World Regions,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30.
Musgrave,R. A.,K.E. Case, andH. Leonard, 1974,The Distribution of Fiscal Burdens and Bene-fits,Public Finance Quarterly 2.
Psacharopoulos,G.,1977,The Perverse Effects of Public Subsidization of Education or How Equitable Is Free Education?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25.
Rempel,H. and R. A. Lobdell, 1978, The Role of Ur-ban-to-Rural Remittanc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4.
Reynolds,M. and E. Smolensky,1977,Public Expenditures,Taxes,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The UnitedStates,1950,1961, and 1970, Academic Press.
Riboud, M., 1990, Costa Rica: Public Sector Social Spending, World Bank.
Sahota, G. S., 1977,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Benefits of Public Expenditure in Panama, Public Finance Quarterly 5.
Selden, T. M. and M. J. Wasylenko, 1992, Benefit Incidence Analysi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015,World Bank.
Selden, T. M. and M. J. Wasylenko, 1995, Measuring the Distributional Effects of Public Education in Peru, in D. van de Walle and K. Nead, eds. , Public Spending and the Poor: Theory and Evidenc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Selowsky, M. , 1979, Who Benefits from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A Case Study of Colomb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en, A. K., 1987a, On Ethics and Economics, Basil Blackwell,Ltd.
Sen, A. K., 1987b, The Standard of Liv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mall, K. A. and H. S. Rosen, 1981, Applied Welfare Economics with Discrete Choice Models, Econometrica 49.
van de Walle, D. , 1992,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Benefits from Social Services in Indonesia, 1978-87,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871, World B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