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天津人民出版社《自然辩证法辞典》第51页（1398字）

中国古代天文学和中国古代哲学术语，一般指自然界及其规律。

在夏、商、西周时期，天文学家同时也是占星术者，他们把星辰运行的轨道与人间吉凶祸福的关系，称为“天道”。《尚书·汤诰》记载：“天道福善祸谣，降灾于夏”即是占星术的记录。春秋战国初期，“天道”仍然包含天体运行的轨道和用来推测吉凶的两种内容，可是产生了较大的争论。占星术者莀弘说：“岁(木星)及大梁，蔡复楚凶，天之道也。”(《左传》昭公十一年)裨灶据星辰推测郑国将发生大火，而子产则驳斥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大道?”(《左传》昭公十八年)此时有人认为“元道”是天体运行的规律。范蠡说：“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国语·越语》)、有人认为“天道”是事物发展到极端即物极必反的规律。

邓曼、伍子胥曾说过“盈而荡”、“盈必毁”是“天之道也”的话。也有人用“天道”来说明各种现象的变化的总规律。

史墨说：“社稷常奉，居道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这是“天之道也”。但也有人把“天道”拉入主观唯心主义的命题。

《中庸》提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二十章》)他们把“天道”与“人道”统一起来，对“天道”作唯心主义解释。到战国时，则又有稷下道家把“天道”说成“天之道，虚其无形”(《白心》)的客观规律，而荀况则提出“天道运而无所积，故成万物”(《天道》)的唯物主义命题。

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董仲舒把“天道”贯以意志，加以神化，他说：“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

”(《汉书·董仲舒传》)他是用“天道”来说明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和“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扬雄虽然从天文出发解释“天道成规”的天体运动，但把“天道”之上加个“玄”就成唯心主义的概念了。郭象给庄周的《天道》作注时，把“天道”解释成“古不在今”的“天理自然”的形而上学观念。刘禹锡又把“天道”恢复为自然界及其规律。

他说：“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天论》上)宋元明清时期，唯心主义者邵雍承认“天道有消长”(《击壤集·四道吟》)的自然变化。王守仁也说：“天地之道，一常久不已而已”(《全书》卷二十六《五经亿说十三条》)也承认天地日月等自然物质有固有的运动规律，可归结为循环论者，是用循环变化来说明“天道”的。自然科学家、哲学家方以智说：“天道以阳气为主”(《物理小识》卷一)，把“天道”的本源说成是火，来说明天体运动。

着名唯物主义者王夫之则说：“太虚，一实也。故曰‘诚者天之道也’。

”(《思问录·内篇》)他把“天道”概括为实有，即客观存在，这是唯物主义“天道”观念的总结。

在近代，农民领袖洪秀全和改良主义者康有为，提到“天道”时都是为“变”服务的。

洪秀全说：“乱极则治，暗极则光，天之道也。”(《原道醒世训》)康有为则说：“盖变者，天道也。”(《进呈〈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序》)他们既承认自然变化发展的规律，又认为社会需要变革，这就是他们的“天道”涵义。“天道”术语到资产阶级革命家章炳麟开始用“自然规则”代替，他说“天体”“循乎自然规则”(《四惑论》)。

孙中山则用“道理”来代替“天道”，他说：我们所遵循的是“宇宙间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