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荪

出处：按学科分类—哲学、宗教 辽宁人民出版社《中国伦理大辞典》第380页（2594字）

【生卒】：1887—1972

【介绍】：

中国近现代哲学家、伦理学家。

浙江杭县(今余杭)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曾任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学长兼教授、广东学海书院院长。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内政部秘书、上海《新时报》总编辑。并主编《学灯》、《再生》。“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为汤化龙、梁启超为首的“宪法研究会”重要成员。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同张君劢等人组建国家社会党。

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解放战争时期为“第三条路线”的代表人物之一。1949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卒前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参与了社会主义问题、科学与人生观问题、东西文化问题、唯物辩证法问题、“第三条道路”问题等的几次重大哲学论战。主要伦理学专着和论文有：《人生观ABC》、《道德哲学》、《现代伦理学》；《由自利的我到自制的我》、《兽性问题》、《宇宙观与人生观》等。

其主要伦理思想如下：

(一)“综合论”的伦理观。张东荪认为，中外古今的伦理思想，虽有数十种学说之多，但从大的方面加以区别，不外乎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两大潮流。在开始之时，自然主义表现为快乐论，理性主义表现为克己论。

在以后的发展中，以快乐论为本位而调和克己论即为功利论，以克己论为本位而兼收快乐论即为直觉论(即良心论)；以功利论为本位而调和直觉论即为进化论，以直觉论为本位而兼收功利论即为完全论(即幸福论)。

在他看来，进化论和完全论已是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综合”，但是，两者又在其“综合”中各有不同的偏颇。因此，他们伦理思想也是顺应伦理思想的发展趋势，以“综合”理性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并自命为“综合论”的，但又是“综合中之较公平而不甚偏颇者”。

(二)“化欲主义”的人性论。张东荪认为，人性是人“在文化层以前之原性”，即一般所谓“本能”或“人欲”，而其实就是“生命的冲动力”。“人性”或“人欲”本身，不仅是无所谓善恶的，而且是有伸缩性或可塑性的，“你在相当范围内要雕成甚么东西便是甚么东西”。

在他看来，在对待“人欲”的态度和办法上，纵欲主义、禁欲主义、节欲主义的见地“都不甚妥当”：纵欲会“促进人欲横流”；绝欲则“往往反致横决，成致生病”；节欲虽使人欲既“不绝灭”又“不致泛滥”，但会“把奋发猛进的精神渐渐萎缩了”。他主张“化欲主义”或“移欲主义”，即“一方提向高尚，他方最小满足”。对于“升移”人性或本能的方法，张东荪认为，应“以本人自动的努为原则”，采取“个人修养”与“教育劝掖”的方法，尤其是“提倡理智，鼓吹养成理智的生活”。

(三)“极端主智的人生观”。张东荪认为，人生观“重在阐明人生在世应当怎样”，以及“人生是什么”，因而，“一讲到人生便不能不讲到自然界，而一讲到自然的本质便又不能不讲到自然的系统。

所以人生观是离不了宇宙观的”。他根据其所谓“层创的进化论和宇宙观”，亦即所谓“理想主义的进化论的宇宙观”，从人生的价值、人生的目的、人欲的“升移”，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等几个方面，阐释了他所主张的人生观。在论述这些问题中，他极端崇尚“理智”，认为“人生的精华在理智”；“人生的特征即在有能左右万物并改造自己的理智”；“人在宇宙中所以为人即在其有理智”；人由“素朴人”变为“文化人”也在“以理智的力把人性完全改造一番”；“唯有理智可称为‘真我’”，甚至可以说“理智即人生”。张东荪还声称，他的这个“极端主智的人生观”统摄了从不同意义上说的“主智的人生观”、“自然的人生观”、“创造的人生观”、“乐天的人生观”、“化欲的人生观”、“无我的人生观”。

张东荪指出，对于实际的人生，“人生观不是无用的空谈，却亦不是唯一的灵药”，也就是说，“人生观确能左右实际人生，但左右实际人生的却不只是人生观”。

(四)“文化整全”论的道德观。

张东荪自称“与翁德(今译冯特)相同，亦以文化而说明道德”，只是“说明之法则稍稍异其趣”。

他对道德的根本看法是：“盖吾人之生活其本旨实在于超脱现实；凡关于此种超越者集而聚之则成所谓文化；而道德即文化之最重要方面也。故道德实为超越现实生活之理想。其超越之进也无穷，故道德之发展亦无限制。

”他认为，人类的现实生活受限于“时空的交切点”，但人又无不欲超越此交切点。“生活价值”就在于“放大”或“腾升”其“时空的并切点”：“必有待于主观性之存在而始有”者为“主观的价值”；而“共通于主观间者，以其不因主观不异，则名之曰客观的价值”。这个“客观价值”，是“合群力而从事于超越之成绩，总名则曰文化”。

文化是一“整全之体”，“道德者文化之一方面而已”。由此出发，张东荪断言道德的性质介乎“伸张”、“创发”与“禁抑”、“拘束”之间；人的“道德的性格即为由文化而造成的天性”；人“积无数目前之较善即可达于极善”；“恶之来源有三：曰自然之恶，曰人性之恶，曰制度之恶”，且“常混合为一，不易分析”。他进而认为，“文化自成一全体，而不可分散”，“所谓经济政治学术宗教道德不过文化之各方面耳”，并“因本体为整全之故”，而“无不相关相联”。但是，这种“关联性”，不存在于彼此的“产生”上，而只存在于彼此的“发达”上。张东荪把道德区分为“实际道德”和“道德本身”，并认为“实际道德有起源、有发展、有变化”，而道德自身则不能谓其有所自始、有所改动”；因道德之起源“不能知”，伦理学应“舍道德之起源，而专谈道德之变化与发展”。

他把道德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即所谓“习俗道德”、“个体道德”和“反复思考的道德”，并认为道德之发展不存在“改动”，只存在“进化”，而所谓进化又仅限于“范围扩与涵义加深”。

(五)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论。

张东荪诬称马克思主义“以唯物史观而解释道德”，是所谓“推翻道德论”或所谓“破坏论”。他的攻击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是攻击马克思主义肯定经济结构对道德决定性作用，二是攻击马克思主义肯定阶级社会的道德具有阶级性，三是否曲并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道德革命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