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震
出处：按学科分类—哲学、宗教 辽宁人民出版社《中国伦理大辞典》第596页（2781字）
【生卒】：1213—1280
【介绍】：
南宋末学者。
字东发。慈溪(今属浙江)人，学者称他为于越先生。公元1256年登进士第，曾任吴县尉、史馆检阅、江西抚州太守、提点刑狱等官职。反对豪族世家压榨百姓。
任地方官吏期间，作了一些改革，抑制了豪强。看到宋王朝“民日以穷，兵日以弱，财日以匮，士大夫日以无耻”(《黄氏日钞》卷六十九)的局面，把统治阶层的道德败坏看作一个重大时弊，要求皇帝加以改变。南宋亡后，深隐不仕，最后饿死在浙江宝幢山，是个有民族气节的思想家。其着作主要是读书笔记和摘要，汇集成《黄氏日钞》一书。
黄震在伦理学上的基本倾向是宗程朱理学，抑象山心学。
认为“理固无所不在”(《黄氏日钞》卷八十二)，它“流行天地间”，“贯穿古今而无不同”，是独立存在、支配人心的精神本体。“理具于吾心而验于事物；心者，所以统宗此理而别白其是非，人之贤否、事之得失、天下之治乱，皆于乎此判……。”(同上书，卷五)但是，他并不迷信朱学。
据《慈溪县志》记述，“虽朱子谓《周礼》可致太平，(黄震)亦不敢遽信，其他解说经义，或引诸家以翼朱子，或舍朱子而取诸家，亦不坚持门户之见。”这首先表现在他多次用自然的天来说明道德的起源问题。在他看来，天不是神秘莫测的超物质的东西。“日月星辰风雷雨露皆是天”；人是天生的，“天生万民，生生不息”(同上书，卷七十八)。这个物质的天是有道德属性的。天既然生了人，也就赋予人心以道德思想。
“天心之人，于是乎有妙合于此者焉；天之仁寓于地谓之土，以生黍、稷、稻、粱以养万物，而主宰乎是者为社稷；天之仁寓于人谓之心，以明仁义礼乐，以治万民。而主宰乎是者为王侯，故凡王侯抚社稷者，是即天心之仁之妙合也。
”(同上书，卷八十六)这些说法，仍然没有摆脱先验论。他说：“仁义礼智之性具在人心”而“有得于天”(同上书，卷八十七)，又说：“让也，忠也，义也，皆人心所固有也。
”(同上书，卷五十九)人的天赋道德观念是不同的，这造成了贤与不肖的差别。“人之贤、不肖乃人人殊，正以能得之诸己者寡耳。”(同上书，卷八十七)
其次，认为道德与人事有密切联系。天有“道”，而“道”并不超然人事之外。黄震把“道”界说为“大路之名”，是日常行为的规范，通过人事关系体现出来。
他说：“道者，大路之名，人之无有不由于理，亦犹人之无有不由于路。”“唐虞三代隆上之所行者皆此道，下之所见者亦皆此道，士之已达者以此道见之设施，士之未达者以此道见之讲明，大之为三纲五常，细之为万事万物，无非此道。”(同上书，卷八十二)赞成《管子》一书中“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同上书，卷五十五)的观点，比较关心人们的物质生活，主张发展农业生产，在贫富之间“损有余以补不足”，以使“人得其平”，“我亦因之得以保其平。”(同上书，卷八十八)
三是在道德修养问题上，强调端正动机，做到言行一致。他说：“人之一心，又为一身之主，虚明知觉，名曰天君；我举一念，人虽未知，此心先知。”因此，“必使此心端正”，使它免于“起念害物”，“欺心瞒人”(同上书，卷七十八)。在他看来，正确的动机是问心无愧，只求躬行孝悌仁义，不求个人名利富贵。“君子为善，期于无愧而己，非可责报于天地。苟有一毫觊望之心，则所存已不正矣。
虽善犹利也。”(同上书，卷四十二)如果做善事是为了获利，那就是动机不纯，做了善事也犹同恶事。因此，必须克服私心和利欲，“变化其气质，以求复其本心之同然者”(同上书，卷八十四)。他痛恨“言或过其行”，认为这是“耻”。
主张把言行是否相符看作是划分君子、小人的一个标准。“君子小人之分，决于言行之相顾与否，言行之相顾不相顾，又决于此心之知耻与否。”(同上书，卷八十二)认为“今日之所少者，不在讲说而在躬行。”(同上)批评“士大夫不救民而反害民，偷官钱、打关节、借周公、孔子之言文盗贼，……富家大室不惠乡井而反祸乡井。”(同上书，卷八十)强调“圣贤之学，修身行己，推以仁民爱物而止耳，果言语文字云乎哉!”(同上书，卷九十)“死而不朽者惟修其身，其次施于事，勤处世；尽心于文字间者可悲也。”(同上书，卷六十一)反对佛道脱离实际静坐养心，“斋心服形之老庄，一涨而为坐脱立忘之禅学，始瞑目株坐，日夜仇视其心而禁治之，及治之愈急，而心愈乱，则日易伏猛兽，难降寸心。”(同上书，卷八十六)
四是注重廉耻、气节的培养，提倡“卓然天地间，常为大丈夫”的道德理想。他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此管子正经之纲，苟得王者之心以行之，虽历万世可以无弊。”(同上书，卷五十五)南宋学者张九成说：“观大节必于细事，观立朝必于平日。平时趋利避害，他日必欺君卖国矣。平日负约失期，他日必附下罔上矣。
”黄震摘录了这些话，并赞之为“精语”，“皆有益处”，主张“刊鬻为屏铭”(同上书，卷四十二)。认为如果一事当前，就“私窃为身谋”，那“虽生犹死耳，节于何有哉!”(同上书，卷九十一)黄震承认人在天地间有独立的人格，但又认为必须在天理的支配下活动才能成为大丈夫。认为与天地并立的人，生活在世界上，应该立身扬名，干一番事业，而不能消极无为，听天由命。指出，王充在《论衡》中说“穷达者皆出于命，达者未必贤，穷者未必不肖，可矣；乃推而衍之，至以治和非尧舜之功，败亡非桀纣之罪，亦归之时命焉”，这就不恰当了，“乃失理之平正”(同上书，卷五十七)。
尽管有命即客观必然性存在，个人的努力也不是对社会治乱、国家败亡没有作用的。
大丈夫应该志高气强，尽心极力。“事君必极其忠，治民必极其仁，随其所至，惟力是视，而死生祸福不问焉。”(同上)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要有不极不止之志，“天下当为之事，不极不容止。凡安于小成而中止者，皆志卑气弱之人也。”(同上书，卷九十一)大丈夫不是男女性别的概念，它属于道德观、人生观范畴。如果不具备上述的志气与气魄，虽是男子，也不配当大丈夫，相反，虽是女子，却可以做大丈夫。
黄震反对避世隐居。
他对隐居作了具体分析，“古今隐士人品各有不同：有抱天下之志而隐者，有无志于斯世而隐者，有志于淡薄本无操守而终变者”(同上书，卷六十四)，等等。因此，不能一概把隐居看作是道德高尚的表现。只有那种“守官不如守道”，为了守道宁愿丢官而去隐居的人，才值得称颂。大丈夫生天地间，当为天下国家用。
故穷居隐约，日夜讲求，无非求其所以致君泽民者，此孔门求志之士也。”(同上书，卷九十一)黄震穷居不仕，保持了民族气节，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就是基于这种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