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论税收

出处：按学科分类—经济 辽宁人民出版社《税收大辞典》第6页（1341字）

在我国长期的革命和经济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税收问题。

毛泽东的税收理论主要有：(1)税收是重要的阶级斗争工具。在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年)》中，有“苏维埃的财政政策，建筑于阶级的与革命的原则之上，因此，苏维埃的财政来源乃是：(一)向一切封建剥削者没收或征发；(二)税收；(三)国民经济事业的发展。……苏维埃的税收，是统一的累进税，现在简单的两方面实行，这就是商业税与农业税，税收的基本原则，同样是重担归于剥削者”这样的论述。

(2)合理负担。

在抗战时期，他认为税收必须贯彻合理负担的原则，指出，“财政政策放在有钱出钱和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汉奸的财产的原则上。”(《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1937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34页)又说“关于税收政策。必须按收入多少规定纳税多少。一切有收入的人民，除对最贫苦都应该规定免征外，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居民，不论工人农民，均须负担国家赋税，不应该将负担完全放在地主资本家身上。”《论政策》1940年《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16页在解放战争时期，这一思想又有了发展，它表现在公平合理原则的提出和运用上。他说：“在土地税和支援战争负担上，必须采取公平合理的原则。”(《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1251页)并主张实行农业统一累进税。认为应“对于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工商业征收营业税，必须以不妨碍其发展为限度”。

(《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1948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1269页)(3)发展经济，开辟财源。从经济到财政税收，是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思想，他认为“为了抗日战争和建国的需要，人民是应该负担的，人民也很知道这种必要性。在公家极端困难时，要人民多负担一点，也是必要的，也得到人民的谅解。但是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所得大于所失”(《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893页)又提出“调整或改订农业税(公粮)负担的标准，……必须遵守公私兼顾的原则，这即是一方面利于支援战争，一方面使农民有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兴趣，利于改善农民的生活(《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1948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1329页)。(4)税收必须坚持有限性和固定性。

1942年，由于国民党的封锁，使根据地进入困难时期，针对当时一些人提出提高税率的主张，毛泽东提出：虽在困难时期，我们仍要注意赋税的限度，使负担虽重而民不伤。《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893页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农业累进税政策的问题上，他指出“1942年虽改取评议制度较为公平，但不公平的现象还是有的。主要缺点是税率不确定，损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议政府于1943年进行人民土地调查与登记，依此制定一种简明的农业累进税则。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2，解放社，1944年版，第43页)。毛泽东的税收理论对于研究和了解社会主义税收的性质、职能和发展变化规律，具有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