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提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意义

出处：按学科分类—政治、法律 辽宁人民出版社《党的基本路线知识全书》第19页（1289字）

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这一对思想战线形势的判断，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写入了1992年10月十四大的报告之中，并对之作了更进一步的具体阐述。十四大报告指出，“在把握‘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问题上，在党内特别是领导干部中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表现主要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制造政治动乱。‘左’的表现主要是否定改革开放，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甚至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和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关于在坚持和贯彻党的基本路线问题上，强调始终要注意防止和反对“左”和右两种错误思想倾向的干扰，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总的来讲，是既反“左”也要反右，出现哪种错误倾向，就要反对哪种错误倾向。十一届三中全会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提出解放思想时，邓小平提出“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而1989年总结学生闹事问题时，则强调“要加强注意右的干扰”。但是从党的历史经验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战线的情况看，应该说“左”的思想干扰问题比右的干扰根子更深更危险，是更大的阻力。

因此邓小平1987年4月在《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的谈话中就明确指出：“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9页)从世界历史经验可以看出，社会主义运动70多年实践过程，建设事业长期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功，主要是受了“左”的思想错误影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某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模式化、神圣化。从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看，全局性的右倾错误主要是1927年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为时只有半年，而“左”的错误，则先后有三次，仅其中王明路线一次就达四年之久，使中国革命陷入濒危困境。建国之后，从1957年起到“文化大革命”，属于全局性的都是“左”的错误。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实践看，突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和旧观念所遇到的阻力也主要来自“左”的思想。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主要阻力是有人认为这是“倒退”；发展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主要阻力是有人担心导致“私有化”；引进外资、兴办“三资企业”，主要阻力是有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搞经济特区则有人指责为是“资本主义窗口”等等。

当然，改革开放中也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从右的方面的干扰，造成过危害。但是与“左”的思想比起来，则“左”的思想常常涂有革命的色彩，常常搬出一些马列词句当成大帽子吓唬人，使人难以一下子看清其错误实质，与之做斗争则显得更艰巨、更困难。

所以，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从党的历史和现实改革开放实践中总结出的一条有普遍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的经验，是一个正确的论断。只有这样认识问题，才有可能确保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深刻吸取历史教训，密切结合当前实际，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提高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解放思想，同心同德，把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搞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