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经济要从内向转到外向》

出处：按学科分类—政治、法律 辽宁人民出版社《党的基本路线知识全书》第548页（1695字）

邓小平1985年8月1日会见由竹入义胜委员长率领的日本公明党第十三次访华代表团时谈话的一部分。

从建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30年中，我国基本上处于闭关自守的状态。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一是帝国主义的长期封锁，禁运，限制了我国同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二是苏联在60年代后期的背信弃义的行为，更缩小了我国外贸的范围；三是在我们党内日益膨胀的“左”的思想的影响；四是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理论上和思想上缺乏明确的研究和认识。这种关起门来搞建设的情况，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从50年代到70年代的20年中，世界经济技术和国际经济联系迅速发展，而我国却仍然漠视这种国际经济技术交流对本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使我国经济技术水平同世界发展水平的差距逐渐拉大，大约落后了二三十年。

由于地理和历史上的原因，我国的广东、福建两省靠近港澳，交通便利，华侨众多，部分资源比较丰富。197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确定这两个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在全国城市经济改革方面先行一步，进行试点探索。广东省深圳市蛇口工业区的建设，率先揭开了对外开放的序幕。在初步摸索的基础上，广东省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经济特区，鼓励外国公民、华侨、港澳同胞及其公司、企业，投资设厂或者与我方合资设厂，兴办企业和其他事业。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兴办经济特区，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一个重大试验，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几年中，共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以及工商界、金融界的人士、专家、学者、记者前往考察、访问或者洽谈投资业务。这次由竹入义胜率领的日本公明党访华团在同邓小平会见时，首先讨论了经济特区的问题。

这一谈话的主要内容就是阐述我国经济特区的政策，表明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坚定态度。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这四个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也不是像将来台湾、香港那样的“一国两制”下的特别行政区。

它仍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行使主权的行政区域，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特区。它的“特”，就“特”在实行特殊经济政策和特殊的经济管理体制上。

几年的时间里，经济特区这一新生事物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社会生产力持续、稳定发展，以工业为主、工贸结合的外向型经济格局开始逐渐形成和完善。通过外引内联，引进技术设备，不仅使特区兴办了一批具有先进水平的工业企业，形成了新的产业结构，而且加速了老企业的技术改造，提高了行业技术水平和产业竞争能力。

经济特区已经成为我国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对外政策的窗口。在总结试办经济特区经验的基础上，1984年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提出进一步开放海南岛及大连、天津、青岛、广州、上海、福州、湛江等14个沿海城市；1985年2月，长江、珠海三角洲地区被开辟为经济开发区。

这样，一个由“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组成的，由沿海向内地、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的对外开放格局初步形成。

由于我国改革开放的时间还不长，一些外国投资人对我国现行政策还不十分了解，总是担心我国改革开放政策不稳定。

所以，当听到邓小平曾说过深圳经济特区只是个试验时，立刻引起了一些投资国家的注意，认为中国的政策开始变了，要收了，担心自己投资的受到损害。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在这篇文章里给予了明确的、坚定的回答：现在我要肯定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第二句话是，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这两句话不矛盾。

我们的整个开放政策也是一个试验，从世界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大试验。总之，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但在开放过程中要小心谨慎。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一定要保持谦逊态度。竹入义胜听了以后，十分高兴，说：“你的话非常明确，全世界的人听了以后都会放心的。”邓小平这一谈话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对打消国外各界人士对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种种疑虑，大力发展经济特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