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
出处：按学科分类—哲学、宗教 辽宁人民出版社《诸子百家大辞典》第13页（3413字）
【生卒】：前551—前479
【介绍】：
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昌平
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先世为宋国贵族，避难迁居鲁国，家道衰落，故他幼年时生活贫贱。及长，做过“委吏”(管理粮库)和“乘田”(管畜牧)一类的小吏。15岁时即有志于学，但学无常师，相传曾入周问礼于老子，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中年起，忧患于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社会动乱的现实，授徒讲学，宣传自己的主张，并积极入世，从事政治活动。鲁定公时，任中都宰、司空，年约50，升司寇，摄行相职。仅3个月，终因与鲁君政见不合而弃官离鲁，率弟子周游宋、卫、陈、蔡、齐、楚等国，自称“如有用我者，我其为东周乎?”终不见用。晚年自卫返鲁，潜心整理文献，致力教育事业，乐此不疲，终其一生。相传他曾删《诗》、《书》，定《礼》、《乐》，为《易》作传，并撰写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历史着作《春秋》，以此“六艺”教授门徒。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即“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为实行“仁”这一孔子最高的道德原则和标准，孔子重视周礼，把“礼”作为社会伦理规范和个人行为的仪则，力主“克己复礼为仁”，强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
孔子盛赞“郁郁乎文哉”的西周制度，主张“正名”，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应实副其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论语·子路》)。孔子的天道观基本上是维护殷周以来的传统思想和天命鬼神观念，认为“获罪于天，无所祷也”，“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提倡“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宣扬“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宿命论。但又对天命鬼神持怀疑态度，强调“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且主张“敬鬼神而远之”，表现了他在天道观上的矛盾。
孔子的认识论也是矛盾的，一方面认为“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宣扬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另一方面又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指出“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
在政治思想方面，主张“薄税敛”，“省刑罚”，“使民以时”，“博施济众”，提倡“为政以德”，反对苛政。但对于“犯上作乱”者，则不应姑息，而要“纠之以猛”(《左传·昭公二十年》)。
孔子是我国最早创办私学的大师之一。从教四十余载，培养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
经他整理和传授的六经，自西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一直被历代封建王朝定为各类学校必读教材，并成为封建文化的核心。孔子在长期从事私学教育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其中有许多见解至今仍有借鉴价值。在教育目的方面，他为当时统治者提出了培养“仁人”、“君子”和“士”不同层次和规格的目标，以造就社会所需要的贤才。从这一目的出发，进而提倡“学而优则仕”，对打破贵族世袭制度尤具有积极意义。
在教育作用方面，他提出的“为政以德”和“庶富教”等思想，充分肯定了教育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有巨大影响，把教育工作视为“安邦治国”的重要因素之一。另外，他还认为教育对人性的发展与完善也具有巨大影响。
他提出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朴素唯物主义命题，肯定了人的天赋素质是相近似的，个性差异则是后天习染的结果。在教育对象方面，他不仅提出了“有教无类”(《卫灵公》)的口号，而且还提出了“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的招生条件。
这表明，在什么人可以入学受教育的问题上，他是主张不受族类、地域和等级限制的。事实上也正是这样。
在孔子的私学中，纯属贵族出身的寥寥无几，各种出身的人都有，并且来自各个侯国。可以说，他创办的私学扩大了招生范围，冲破了“学在官府”的框框，适应了“文化下移”的要求，具有历史的进步性。
在教育内容方面，从古籍记载看，大体有“四教”、“四科”、“六艺”、“六经”几种说法。
但总的精神是重视德育和典章文化的学习，服从于培养未来官吏的教育目的。
同时，他轻视生产劳动经验和技能。这些主张都是有局限的。
在德育方面，他极重视德育，把德育放在整个教育的首位，主张“据于德”、“游于艺”(《论语·述而》)，“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他把“仁”视为德育内容的核心，强调“仁”与“礼”结合，互为表里，反映了时代的精神。尤其是在具体修养方法方面，他提出的立志有恒、安仁乐道、慎言敏行、内省外察、严于律己、改过迁善、以友辅仁等等，基本上符合知、情、意、行德育过程的规律，有许多合理因素和可取之处。在教学原则和方法方面，他从教师如何教和学生如何学两个方面总结了一整套经验，并初步上升为理论。
关于教师如何教的问题，他首先提出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述而》)的教学态度。一方面要求教师自强不息，不断提高知识水平；另一方面要求教师高度负责，对学生无隐无私。
其次，他十分重视启发式教学。要求教师在传授知识时必须把握好时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述而》)，注意调动学生求知的积极性。
他还认为，实行启发式的根本目的在于使学生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做到“闻一知二”，乃至“闻一知十”。
也就是说，贵在培养能力，不是形式主义。再次，他强调因材施教。其基本主张和做法是：深入了解学生，熟知每个人的特点；采取因人而异的教育方法，做到有针对性；在教育过程中充分发展学生的特长，并能知人善举。
关于学生如何学的问题，他同样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虚心笃实的态度，即“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二是学与问结合，提倡多闻多问，“不耻下问”，把问看做是善学的表现。三是学与思结合，认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
但学与思的关系，应以学为基础。四是主张学与习结合，提倡“学而时习之”(《学而》)，“温故而知新”(《为政》)。
“习”的含义有两种，除对所学知识的练习和巩固外，还包括对道德观念的身体力行。总之，孔子一生怀着探求真理，作育人才的愿望，把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献给了文化教育事业。他在长期教育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形成的思想，已成为我国教育史上的珍贵遗产。认真研究和总结其教育思想，科学地对待这份珍贵的遗产，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对发展我国教育科学和从事教育工作仍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大同思想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认为“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季氏》)，结论是“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同上)。
只要平均分配，国家就不会贫穷，国家间和平共处，人力就不会匮乏，能得到上下相安，国家便不致覆亡。二是孔子在与弟子自言其志时所提出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三大愿望。
三是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上所坚持的“周急不继富”(《雍也》)的原则。“周急”是周济穷人之所急；“继富”是给富人锦上添花。
孔子这三方面的思想散见在《论语》一书中。虽然，这些思想只能说是含有大同思想因素，还没有形成体系，但是它表达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善良的政治愿望。
特别是“均无贫”思想，它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外，见于《礼记·礼运篇》的“大同”思想，正是托名孔子所表达出来的。
几千年来，许多思想家和社会改革家用不同的语言阐明“大同”思想，近代的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等无不受其深刻影响，直至今天，人们还直接加以援引，作为人们反对私有制，追求理想社会的奋斗目标。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经后世儒者加工改造与阐释弘扬，逐渐形成为一套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学说，备受历代帝王推崇，成为两千余年封建思想、封建文化的正统。
孔子的思想对中国人民的潜在的道德意识、精神活动、思维模式乃至日常行为习惯等方面都具有约束与规范的力量。孔子被尊奉为“至圣先师”，被历代统治者加上了各种谥号，其学说久已远播海外，对日本、韩国、越南等东方国家的影响尤为卓着。
其言论见于《论语》。孔子及其后裔墓地在今山东曲阜城北门外“孔林”，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生平见《史记·孔子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