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

出处：按学科分类—哲学、宗教 辽宁人民出版社《诸子百家大辞典》第198页（1142字）

【生卒】：1488—1568

【介绍】：

明思想家、哲学家。

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正德六年(1511)殿试第一，历官翰林修撰、经筵讲官。嘉靖三年(1524年)，因“议大礼”忤君受廷杖，谪戍永昌，死于谪所。其学无常师，书无所不览，好学穷理，老而弥笃。“明世记诵之博、着作之富，推慎第一”。

独树一帜。对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与风靡一时的陆王心学都进行了批判，指出“道学、心学，理一名殊”，(《道学》)本质同表现异，皆片面夸大认识过程的某部分或“骛高远”“趋简凭虚而入于禅”，或“专考索”“遗本溺心而流于俗”，陷入荒谬。在本体论方面，对理学赋予三纲五常含义的“太极”、“道”、“理”作出截然不同的解释，把天、地、人之三极区别开，其上冠以无限之极——“太极”，它与“一”、“理”、“道”则是同一序列的范畴；认为“道以器寓，人与天期”，没有凌驾于具体事物之上的道；“理者，太虚之实义”这一规定则否定了“理”为精神本体(《琐语》)。在心性论方面，用“合性情论”直接否定“存天理灭人欲”，说明性与情具有客观基础，把两者与“天理”、“人欲”联系起来，反对理学家们割裂“义理”与“气质”，认为两者关系犹水与波，反对“言性不及情”与“言情不及性”之两种片面，强调两者“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这种观点对冲破禁欲主义思想起了作用。在认识论方面，指出要认识“道”、“理”，只靠“存心”是不行的，必须靠感官接触外物，“若涂闭七窍，折堕其四肢，曰我能存心，有是理乎?”(《博约》)对“格物致知”命题，既批朱熹“入于支离”的即物穿理说，也批评王守仁“以格为正”的说法。“道”是变化之道，内容乃阴阳结合，由此“万物皆变”的发展观体现了其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既以对立面相互转化论证物质循环，又以变化观点说明历史，提出治天常法，因时而宜，顺势而变，一反泥古俗儒的“荣古陋今、党往仇来”(《琐语》)。其变化观点运用于治学，主张治经应变古，“虽天亲父子不苟同”、“圣贤师弟子亦不苟同”(《先郑后郑》)。

针对理学学僧家的通病，指出持六尘之说的佛教已犹“筑暗室枯坐”“尘虽隔而明亦窒”，若“儒者亦学僧家作语录”，则“欲求易晓，反为难知，本欲明经，适以晦道”。

(《活泼泼地》)其提出“合博约论”，旨在纠心学与理学治学方法之偏，统一“博”与“约”，“多学”与“一贯”。其倡多知多闻、实事实功，行重于知的求实学风，有力地冲击“专守一艺而不复旁通他书，掇拾腐说而不能自遣一辞”的理学学风，切中空疏寡陋弊端，开一代治学新风。“计其平生所叙录，不下四百余种，大多是谪戍云南后所着”，门人合其自编诸录为一编，名《丹铅总录》，后人编有《太史杨升庵全集》、《杨升庵外集》、《升庵遗集》。

(陈远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