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坎陷

出处：按学科分类—哲学、宗教 辽宁人民出版社《诸子百家大辞典》第685页（850字）

香港当代新儒家牟宗三用语，以此解决儒家内圣之学如何开出科学与民主的新外王问题，牟宗三认为，与内圣方面的生命智慧相比，知性方面的逻辑、数学、科学与客观实践方面的国家政治法律制度不属于最高境界中的事，而是“中间架构性”的东西。

然而它在实现道德理性的过程中却是不可少的。中国文化正是缺少这一层，才使道德理性不能积极地向外实现，而只能内缩于个人的道德实践领域而有“室息之虞”。(《历史哲学》)中国文化是“仁智合一”的系统，此中“仁一面特别彰着”，而对于“智”方面，即对于知识以及成知识的“知性”方面却从未予以注意。

中国文化侧重于道德理性在德性人格中之神智妙用的“理性运用”，是超越知识的；西方文化则侧重于知识理性在主客对立关系中展开的“理性架构”，是知性层面的。

所以，“中国不出现科学与民主，不能近代化，乃是超过的不能，不是不及的不能”。为要开出新外王，就必须由道德理性“往下讲”，以“转出知性”，其途径就是“道德理性(良知)的自我坎陷”。良知坎陷即是动态的成德之道德理性经过自我否定而转为静态的成知识之观解理性。“经此坎陷，从动态转为静态，从无对转为有对，从践履上的直贯转为理解上的横列。”“坎陷”是自我否定，是一“转折的突变”。之所以需要“转”一下，是因为科学与民主虽与德性有内在联系，但不是直接的关系；科学民主有其独立的特性。要从德性的“运用表现”贯通到“架构”表现，就不可以“直通”，即不可以只是主观实现、直接用逻辑推理来表明。要想得到客观实现，只能“曲通”，即道德理性“所要求的东西必须由其自己之否定转而为逆其自性与反对物(即成为观解理性)始成立”。

通过这一逆转，消融德性与知性之间的矛盾，德性即可达成客观实现。观解理性的自性、架构表现及其成果(知识)都是非道德的，即在科学与民主的活动中道德是“中立”的。但“若从人性活动的全部或文化理想方面说，则不能不了解其贯通”，道德理性与观解理性经过“坎陷”以“曲通而明”。(《理性之运用表现与架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