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大同思想
出处：按学科分类—哲学、宗教 辽宁人民出版社《诸子百家大辞典》第966页（3167字）
大同思想是一种包含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内蕴的思想体系，反映的是劳苦大众对于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理想社会的憧憬与追求。
“大同”一词，最早出自儒家典籍《礼记·礼运》篇，有关记述如下：“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同”就是指的“大同之世”和大同社会的意思，它的主要内含和特征有以下四点。首先，大同社会是“天下为公”的公有制社会，人们热爱公共财产并为公共事业尽力。没有为掠夺私有财产的阴谋诡计和“盗窃乱贼”。其次，这个社会里没有剥削，而是“男有分，女有归”，人人劳动，各食其力。再次，大同社会没有压迫，用“选贤与能”方式实现管理，推行“讲信修睦”的准则和秩序。
第四，人的社会关系是尊老爱幼，怜恤鳏寡，相互友爱，人人平等，生活安定而和平。其中提出的财产公有、没有剥削压迫、人人劳动、相互平等这四个方面，是构成大同思想的核心和最基本的特征。这是与私有制度，与剥削压迫制度相对立的社会思想。大同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并非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悠久的历史传统的。
它是历史发展由原始社会进入以阶级对抗为标志的剥削制社会后产生的社会意识。自夏朝、商朝起始，中国历史跨进了奴隶制社会；自周、秦以后，中国又进入了长期的封建社会。这样的社会里，人们分裂为奴隶主与奴隶、贵族与平民、地主和农民，存在着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社会生活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是富贵尊荣的剥削者，过着饱食暖衣的生活；一方面是贫贱卑辱的被剥削者，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这样的现实生活，必然会激起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反抗与斗争，必然会引起少数有见识的学者、思想家和政治家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与否定。
这一切反映在思想上，便产生了旨在取代现实社会的各种理想或设想，这样便出现了具有不同内涵表现为不同倾向的大同思想。根据历史考察，自春秋战国以来直到清代，历朝都有记述大同思想的着述与文献流传下来，成为研究两千多年大同思想发展的珍贵资料，它们在古代思想史和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历代大同思想的发展，相互间既有历史的继承关系，同时又根据不同时代的现实生活与斗争，不断补充以新的思想内容。
根据内容和表述形式的情况，古代大同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系统。一是根据现实生活，借助诗文及小说等文学形式，描绘生活画面，叙述动人故事，或直抒胸臆，形象表现对大同社会的向往，热情赞扬大同理想。《诗经·魏风》中的《硕鼠》，其中对“乐土”、“乐国”及“乐郊”的歌赞，充分表达了劳动人民对于没有剥削的自由劳动的理想社会的向往。东晋诗人陶渊明于其所着《桃花源记并诗》中，借助诗文形式描绘了“世外桃源”理想社会的图景。
桃花源社会里，没有赋税剥削，人人劳动，民风淳朴，男女老幼，怡然自乐。宋代文学家王禹偁的《录海人书》、康与之于《昨梦录》中写的“西京隐乡”，是继陶渊明之后，运用文学形式表现出的另一种“桃花源”式的理想社会的画面。
元末明初作家施耐庵，根据农民起义故事创作的《水浒传》，不仅是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描绘出农民武装斗争的故事，更描写了武装割据的农民创立了一个理想国——水泊梁山。梁山泊在“替天行道”的杏黄旗下，是一片人人平均平等的“乐土”。
这里的人“不分贵贱”，“不问亲疏”，大家是“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实现了农民追求的大同理想。清代文学家李汝珍，也是借助小说形式，展开了对理想中的“君子国”、“大人国”及“黑齿国”社会生活的艺术描写，并赞扬“惟善为宝”、“民风淳厚”的社会，更突出地还宣扬了男女平等的思想。
以上是借文学形式表现的大同思想的概貌。第二，历代一些学者、思想家及政治家，他们在自己的言论和着述中，有的表达了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有的对现存剥削制度加以批判，有的则写出了改革现存制度的尝试和构想。
先秦时期，前述的《礼运》篇，是借孔子口气表述的大同思想，显然是人们对远古原始公社制度的怀恋与追慕，它对后代大同思想的传播与发展，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也是儒家理想社会的图景。儒家学派孔子的“均无贫”及“老者安之，少者怀之”的思想，与《礼运》篇是相通的。
此外，如孟子的“制民之产”及“井田制”的构想；墨家建立“兼相爱、交相利”社会的思想；农家许行的“君民并耕”的主张等，都从不同方面反映出大同思想的因素。道家学派老子的“小国寡民”、“复结绳而用之”的思想及庄子的人“与禽兽居”、“与万物并”的“至德之世”的论述，虽然都是与现实制度相对立的思想，但在其主导倾向上则是消极的逃避现实的幻想。汉代思想家何休从历史的进化观点出发，对公羊家“春秋三世说”作了发展与新的表述。他指出社会由“衰乱世”进到“升平世”，最后达到“天下远近大小若一”的“太平世”，进入理想的大同社会。
这思想在后代的康有为的《大同书》中有所继承与发展。东晋鲍敬言的《无君论》表达了“古者无君，胜于今世”的思想，称赞“无君无臣”的社会。唐末产生的《无能子》，书中借狂人之口，揭示出社会分为贫富与贵贱的根源，设想通过提倡“无私无欲”，以期实现回归到“濛濛淳淳”的远古社会的愿望。
五代时的道教学者谭峭，提出“均食”、“尚俭”的主张，幻想建立“天下之至公”的理想社会。
宋代学者李觏及张载，针对封建土地制度，提出“均田”的改革设想，张载并力图在这基础上建立起“民胞物与”的人间世界。明代何心隐的“聚合堂”，是以宗族为单位建立农业公社的尝试。
清代思想家傅山、黄宗羲及唐甄等，也都在自己的着述中作出了有关大同社会的各种设想。第三个系统是长期封建社会中，历代起义农民在斗争中对大同思想的推动与发展。秦末以陈胜、吴广为首的起义，虽然矛头指向秦王朝的暴政，但从思想上却反映出身处贫贱地位的农民，为争得富贵而进行的平均平等的革命意识。东汉末的黄巾起义及五斗米道的兴起，反映了广大农民反封建压迫的斗争，也反映了农民力图借助武装和政权力量，建立平均平等社会的试验。唐代农民起义，从年号和名号上，表达了平均平等的要求。裘(仇)甫起义以“平”(太平、公平)为号召，王仙芝起义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黄巢起义自号“冲天大将军”、“天补大将军”。表现出起义农民冲破封建统治(天)，消除贫富贵贱，弥补不平均不平等的人间社会。宋代农民起义不仅继承了前代的斗争传统，更推进了大同思想的发展。
如王小波、李顺起义，方腊起义及钟相、杨么起义，他们“疾贫富不均”，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斗争口号，为实现这一理想，英勇战斗，直到献出生命。
近代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洪秀全提出的“天用”，即是“公平正直”的理想社会。《天朝田亩制度》反映的则是广大农民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大同社会的幻想。历史上这三种不同倾向的大同思想，它们彼此继承又相互影响，共同显示了古代大同思想的丰富内涵及其优秀传统。
大同思想究其实质，只是幻想的乌托邦思想和空想的社会主义理想。在已往的长期封建社会史上，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受到压制和禁锢，没有新兴阶级特别是无产阶级的出现，因而大同思想还只是停留在幻想中的美好愿望，所以大同理想不可能成为现实。人们为实现这一理想而进行的斗争，也不可避免地以失败而告终。尽管如此，尽代人民为建立无剥削、无压迫、无战争、财产公有、人人平等、个个劳动、自由和平的大同社会而进行的伟大尝试，为实现大同理想而进行的英勇斗争，它的伟大意义是不能磨灭的。大同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萌芽和前奏。直到无产阶级的出现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才促进了大同思想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才指出了把理想变成现实的革命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