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龙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吉林文史出版社《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辞典》第143页（1118字）

【生卒】：1608—1647

【介绍】：

字人中、卧子，号大樽，华亭(今上海淞江县)人。

崇祯十年(1637)进士，官兵科给事中。清兵破南京，在松江起兵，事败，又联合太湖兵抗清，事泄被捕，自杀殉国。

着有《陈忠裕公全集》、《安雅堂稿》。

《明史》卷二七七有传。

陈子龙论文续振后七子余绪，也主张取法秦汉，认为舍秦汉而法宋人是“舍本而求末”，认为宋人之文“好新而法亡”，并称引李攀龙“惮于修辞，理胜相掩”之说，认为宋人“好易而失雅”。他还认为时代越古的文章越艰深，艺术性就越高：“文之高者必难，卑者必易；时代远者必难，近者必易。”因而还认为文学发展一代不如一代：“唐后于汉，故唐文不及汉；宋后于唐，故宋文不及唐。”这些观点都是在与艾南英作争论时提出的，比较保守。

但陈子龙作为一个热烈的爱国者与实际政治斗争的积极参加者，突破了拟古主义的樊篱，提出过一些好的主张，如认为诗歌创作的根本在于反映时代，批判现实，抒发作者爱国忧时的怀抱：“……而诗之本不在是，盖忧时托志者之所作也。苟必兴道备而褒刺义合，虽涂歌巷语，亦有取焉。”“夫作诗而不足以导扬盛美，刺讥当时，托物连类，而见其志，则是‘风’不必列十五国，而‘雅’不必分大小也，虽工，余不好也。”又强调创作必须与时代现实相接触；“文章之道，既以其才，又以其遇，不其然也。”并指出诗歌创作不单是为了自己抒写个人性情，更应注意发挥社会作用：“诗者，非仅以适己，将以施诸远也。《诗》三百虽愁喜之言不一，而大约必极于治乱盛衰之际。远则怨，怨则爱；近则颂，颂则规。

怨之与颂，其文异也；爱之与规，其情均也。

”对诗的“怨”、“颂”，他又特别强调诗歌的怨愤讽刺内容而反对阿谀粉饰之辞，指出诗经中颂诗也属于讽刺性质。他还申述司马迁的“发愤着书”说，批判儒家正统的“忠厚”诗教：“至于寄之离人思妇，必有甚深之思而过情之怨甚于后世者，故曰：‘皆圣贤发奋之所为作也。

’”他赞颂杜甫诗歌的强烈鲜明的时代内容与直言无忌的批判精神：“有唐杜子美，当天宝之末，亲经乱离，其发为诗歌，序世变，刺当涂，悲愤峭激，深切着明，无所隐忌，读之使人慷慨奋迅而不能止。”他对庄周、屈原作品的浪漫主义精神与特征也有精辟认识，指出“二子所着之书，用心恢奇，逞辞荒诞，其宕逸变幻，亦有相类。”他还高度评价了民歌情真意切的特色：“盖古者民间之诗，多出于絍织井臼之余，劳苦怨慕之语，动于情之不容已耳。至其文辞，何其婉丽而隽永也。

”陈子龙的文论企图调合复古派与反复古派的矛盾而提出折衷的主张：“情以独至为真，文以范古为美。”他力图克服二者的弊病，但这种调和终难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