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吉林文史出版社《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辞典》第172页（1092字）

【生卒】：1811—1872

【介绍】：

字涤生，号伯涵，湖南湘乡人。

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官至武英殿大学士，是一个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他利用自己的高官显位，招揽幕府，网罗人材，且多为桐城派作家，其中直接从曾国藩学习的就有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等四人，号称“曾门四弟子”，形成了以曾国藩为首的桐城派别支——湘乡派，企图拯救桐城派于衰微的危机中，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故在文学史上有所谓曾国藩是桐城派“中兴”明主的说法。

他的着述较多，有诗集、文集、日记、奏议、家训、家信及《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等百数十卷，统其名曰《曾文正公全集》。

曾国藩的文论主要集中于他的《鸣原堂论文》二卷及其幕僚薛福成的《论文集要》中。

他出于桐城派，但又不受桐城派陈规的制约，认为“欲学为文，则当扫荡一副旧习，赤地新立”(《与刘霞仙书》)，力图矫正桐城派古文空疏的弊病。他在《复吴南屏书》中指责桐城派的“义法”云：“盖惜抱名为辟汉学而未得宋儒之精密，故有序之言虽多，而有物之言则少。

”又说：“仆尝称古文之道，无施不可，但不宜说理耳。”指出其思想内容在“义法”说的笼罩下，不但言之无物，而且还“不宜说理”。他还在刘大櫆提出的“经济”是行文之实的基础上，借鉴早期改良主义者“经世致用”的口号，不墨守桐城派的道统，讲求经世济时之道，以“经济”来充实、代替“义理”，并把它摆到桐城派文论的首位，以便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为继续维护清政府的统治及其洋务运动服务。

明确指出：“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赅乎其中矣”(《示直隶学子文》)。

甚至在他编选的《经史百家杂钞》里，也与姚鼐为作文目的而选编的《古文辞类纂》大不相同，增选了经、子及六朝的文章，扩大了选材的范围，注重经济实用，对转变桐城派古文空疏的文风有一定的作用。

他还反对重散轻骈的偏向，认为“古文之道，与骈体相通”(《日记》)，故其论文重视字句声色的修辞技巧，主张以散体为主而又参以一定骈体的“华丽之文”来矫桐城派古文语弱的弊病。

故劝人学文要读《汉书》、《文选》，“以日渐于腴润”，而自得“雄奇之气”。他说：“为文全在气盛，欲气盛全在段落清。”又说：“雄奇以行气为上，……亦未有字不雄奇而句能雄奇，句不雄奇而气能雄奇者。”(《日记》)重视桐城派古文从内容到形式的改造，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但他只能从作文之法上着眼，不能在文学思想上有所根本改革，所以始终挽救不了桐城派衰微的命运，所谓“中兴”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