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吉林文史出版社《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辞典》第218页（1341字）

唐刘知几撰。

我国最早的一部史学理论名着，共二十卷，分内外篇，各十卷。内篇三十九篇(佚三篇)，外篇十三篇，今存四十九篇。“内篇皆论史家体例，辨别是非；外篇则述史籍源流，及杂评古人得失”(《四库总目》)。本书内容虽是史论，但亦涉及不少文论问题。

如语言问题，本书坚决反对滥用古语，而要求书面语言应接近口语，因为它“近真”。对那种“怯书今语，勇效昔言”(《叙事》)的现象严加批评；而对多记鄙俚时语的王劭的《齐志》，则大加赞扬。本书认为，着史的主要任务是“叙事”，“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它认为史传文应“文约而事丰”，应做到“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不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疲，百遍无斁”(《叙事》)。还提出了表现上的四种叙事之法：“有直纪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同上)；在修词技巧上，提出“省句”、“省字”两种方法。根据“尚简”原则，它进一步提出“用晦”之义。

所谓“晦”，指的是“言近而旨远，词浅而义深”的境界。这就与文学上的概括性、典型性联系起来。它要求作到“文如阔略，语实周赡”，使读者“覩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句外”(同上)。

本书对简单模拟古人，即“貌同而心异”的作法提出批评，主张应“貌异而心同”，学其精神实质才是“模拟之上”。另方面，本书并不反对生动文笔的表现力，“史之为务，必籍于文”，但反对一味追求文采而忽略内容。

《叙事》篇说：“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

文非文，史非史。”这是强调史书的文字特点，反对把齐梁的浮靡文风带进史书中去。

明确指出“文之与史，较然异辙”(《核才》)。但《史通》并不完全否定文学的价值和文学作品的作用。《载文》篇有“文之为用，远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于周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的话，肯定了《诗》、《骚》的价值。在本书里，不仅从史传文角度批判了长期流行的华而不实的文风，而且从内容到形式，否定了骈文的体制，成为韩、柳古文运动的先驱。本书虽仍用骈文所写，并未实践自己的主张，但其所论，则颇能命中要害。

关于《史通》的优点，《郭延年序》(见《史通通释》)说：“考究精核，义例严整，文字简古，议论慨慷”；黄叔琳说它“书在文史类中，允与刘彦和之《雕龙》相匹，徐坚谓史氏宜置座右，信也。”(《史通·黄叔琳序》)都给予很高评价。它对后代也有很大影响。清代桐城派所讲的“古文义法”，如方苞的《左传义法举要》，即用本书方式以论文。但此书究为论史之作，对语言艺术的多样性认识不足，对某些文学作品，如志怪小说，横加非议，表现了它的局限性。

本书宋代即有刻本，明人加以注释的有李维桢《史通评释》，王维俭《史通训诂》；清人有黄叔琳《史通训诂补》，浦起龙《史通通释》。

浦书后出转精，流行较广。后在浦书基础上补订者有陈汉章《史通补释》、杨明照《史通通释补》。一九七八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印浦注《史通通释》，把陈，杨所补附后。另有《四部丛刊》本二十卷，附有近人孙毓修辑札记一卷，姜殿扬辑札记补一卷。独立成书的有今人程千帆的《史通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