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概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吉林文史出版社《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辞典》第287页（1500字）

清刘熙载撰。

《艺概·自叙》说作于同治十二年(1873)，是刘熙载晚年的着作。最早的版本见于刘熙载的《古桐书屋六种》。

解放后，上海古籍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相继出版了王国安以及杜维沫的两种点校本。《艺概》全书六卷，分《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书概》、《经义概》六部分，分别论述文、诗、赋、词曲等各体文学的创作。

《书概》论书法艺术，《经义概》论治经以及八股文的写法，间或亦涉及到文艺创作中的问题。刘熙载在《自叙》中说，以“概”名书即“举此以概乎彼，举少以概乎多”，既可以“得其大意”，又能“触类引伸”，举一反三。

《艺概》以评点式的方法分条论述问题、评论作家作品，看上去零言碎语，实则章法有序，自成系统。虽只言梗概，却涉及到艺术创作中的某些规律，接触到了文艺理论中一些较重大的问题。

《艺概》主张“文以载道”，文艺必须为政教服务：“《乐记》言‘声歌各有宜’，归于‘直至而陈德’。可知歌无今古，皆取以正声感人。故曲之无益风化，无关劝戒者，君子不为也。”《艺概》阐述了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辩证统一的观点：“论事叙事，皆以穷尽事理为先。事理尽后，斯可再讲笔法，不然离有物以求有章，曾足以适用而不朽乎?”(《文概》)又说：“孔子曰：‘君子以理为尚。’文中子曰：‘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无文也。

’昌黎虽尝谓辞不足不可以成文，而必曰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陆士衡《文赋》曰‘理扶质以立干。

’刘彦和《文心雕龙》曰：‘精理为文。’然则舍理而论文辞者，奚取焉!”(《文概》)可见，《艺概》反复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是以重内容为前提的。

《艺概》认为艺术创作中作家主观的思想感情与客观外物之间的关系是：“在外者物色，在我者生意，二者相摩相荡则赋出焉。若于自家生意无相入处，则物色只成闲事，志士遑问及乎?”(《赋概》)客观的物色触动了作者，物意相摩荡，才有赋作产生，才有文艺作品产生。

这是主张文学创作必须有感而发，有为而作。《艺概》称赞屈原、杜甫、白居易的作品反映了真实的现实生活，抒发了作者的真情，批评“不能自容怀抱”的诗赋是“无病呻吟”(《诗概》)。

更可贵的是，《艺概》指出诗人应该深入生活实际，了解民生疾苦，用诗“代匹夫匹妇语”：“代匹夫匹妇最难。盖饥寒劳困之苦，虽告人，人且不知，知之，必物我无间者也。

杜少陵、元次山、白香山不但如身入闾阎，目击其事，直与疾病之在身者无异。”(《诗概》)

《艺概》关于艺术创作的形象化问题的见解是十分精辟的：“赋以象物，按实肖象易，凭虚构象难。能构象，象乃生生不穷矣。

”(《赋概》)又说：“东坡《水龙吟》云：‘似花还似非花’此句可作全词评语，盖不离不即也。”(《词曲概》)这不仅说明艺术创作必须具体地描写客观事物的形貌，而且需要虚构，既不脱离客观事物的真实，又不胶柱于客观事物本身，做到“离形得似”(《诗概》)，创造出具有概括性的艺术形象，这就涉及到了艺术典型化的理论。《艺概》提倡艺术创作的独创性，反对因袭模拟，强调“诗品出于人品”(《诗概》)，认为作家的“人品”、“胸次”决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此外，《艺概》对艺术创作的丑与美、虚与实、衬与跌等技法的论述，常常能够辩证地加以阐述，颇多精义。

《艺概》对前人的理论着作有较多的继承，特别是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的影响更为明显。

由于刘熙载政治思想上的保守落后，《艺概》宣扬了封建纲常名教思想，鼓吹儒家诗教，其历史和阶级局限也是得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