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柳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吉林文史出版社《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辞典》第318页（1058字）
二人为好友，共同倡导了古文运动，又都是古文大家，故后世往往韩、柳并称。但二人有很大区别，封建社会多数人甚至包括一部分现实主义作家，扬韩抑柳，是儒家道统思想影响下的偏见。
韩、柳二人倡导古文运动取得胜利，无疑是文学史上一件大事。在这一运动中，宣传最力、组织队伍最多的是韩愈，在文章形式的改革方面，在理论主张和创作业绩方面，韩愈的贡献也很突出，应予充分肯定。
但在哲学思想上，他基本是个唯心主义者。在政治主张上也比较保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真正进步势力的代表是柳宗元。在哲学上，他不仅是唐代最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而且在政治思想方面也是那个时代最进步的，文学思想方面亦复如此。
对唐代散文的革新，做出了杰出贡献，和韩愈一道，推动了我国散文的发展。
但由于他参加了以王叔文为首的有进步因素的“永贞革新”，一直受到具有道统思想的人的攻击。韩愈说他们搞革新是“小人乘时偷国柄”(《韩昌黎集·永贞行》)。柳死后，韩在给柳写的《墓志铭》中，仍责柳“不自贵重顾籍”，不能“自持其身。
”宋苏轼说他“陷叔文之党”(《东坡续集·读欧阳子朋党论》)。连王安石也认为“八司马天下之奇材也，一为叔文所诱，遂陷于不义”(《临川先生文集·读柳宗元传》。清方苞则直说柳“大节有亏”(《方望溪先生全集·答申谦居书》)。同时，对柳宗元那些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富有现实意义的着作，也有人横加指责。苏轼对柳宗元的“以天人为不相知”的唯物主义观点，认为是“小人之无忌惮者”(《东坡续集·与江惇礼秀才》)。并认为象《捕蛇者说》、《憎王孙》之类作品，韩愈是绝对不会作的。上述各点，恰好从反面证明柳比韩不论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文学反映现实等方面，都要超出甚远。当然，历史上也有少数持平之论。如清朝刘熙载就说：“学者未能深读韩柳之文，辄有意尊韩抑柳，最为陋习。”并引晏殊的话说：“韩退之扶导圣教，铲除异端，是其所长；若其祖述《坟》、《典》，宪章《骚》、《雅》，上传三古，下笼百氏，横行阔视于缀述之场，子厚一人而已。”刘认为“其论甚为伟特”(《艺概·文概》)。说得不全面，但有一定道理。
也应指出，在对待佛的问题上，柳不主辟佛，而主容佛，虽非佞佛求福，但仍为其局限。从诗歌方面看，二人皆为卓越诗人；韩愈以奇崛险怪诗风，一扫大历诗坛的平庸之气；但也带来了以文为诗，讲才学，发议论，求险怪的不良风气，一直影响到北宋。柳诗，继陶渊明的传统，形成一种“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的“峻洁”风格，给后世以良好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