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吉林文史出版社《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辞典》第364页（1045字）

我国古代文论家对诗的本质特征的认识。

最早大约见于《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在春秋战国时期这种观点相当普遍。《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赵文子对叔向说：“诗以言志”。《庄子·天下》篇：“诗以道志。”《荀子·儒效》篇：“诗言是其志也。”不过这些家所说的“诗言志”意义并不全一样，有的是指当时流行的“赋诗言志”，《左传》所谓“诗言志”就是这种性质。《尧典》的“诗言志”，意思是说“诗是言诗人之志”的。这个“志”的含意侧重指思想、志向、抱负等，也不能否定其中含有情的意思。因为同一个时期的《礼记·乐记》已提出了“情”，“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当时，“诗”、“乐”是不分家的，《尧典》提出诗言志，也正是“诗”、“乐”并提的。到汉代，对诗言志的认识大大地前进一步。《毛诗序》继承《礼记·乐记》观点，提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明确地将情志并举。可以说至汉代，人们对“诗言志”即“诗是抒发人的思想感情的”这个诗歌的本质特征的认识就基本上趋于明确。

随着抒情诗歌的发展，人们对于诗歌抒情特点的认识更深入、更推重，于是陆机提出“诗缘情”的理论(《文赋》)。陆机虽不排斥言志，但他侧重诗歌的抒情特点。

从而，也就有了“言志”与“缘情”的对立。六朝时的刘勰、钟嵘等理论家都是情、志并举。至此，“诗言志”的理论在发展中大约形成了三个支派。即重志的一派，志情并举的一派，和重情的一派。

三派中，重志一派实际是重理派，其代表主要是裴子野、宋代理学家等，这一派的观点违背文学的艺术特点，因而难以发展，影响不大。

重情一派真正趋于极端的也不多。

一般的只是有所偏重罢了。他们和重理派的对立除了重情外，主要还表现在对诗歌的政治教化作用有所忽视，这种忽视对文学创作带来了不良影响。

这一派和重理派一样也是对“诗言志”理论的片面发展。不过，重情派对诗歌艺术规律的总结贡献较大。

我国古代文论的“诗言志”说的主流是情志并举。

从《毛诗序》到刘勰、钟嵘、孔颖达、白居易直到清代叶燮、王夫之都是坚持情志并重的。

他们正确继承和发展了诗言志的传统，使诗言志理论具有极为丰富深刻的内容。概括说来，主要是全面说明诗歌抒情言志的特点。

文质并举，达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感物吟志，情物交融，真实地反映现实；言志与美刺统一，重视诗歌的社会作用，要求诗歌为政教服务，等等，形成系统的诗歌理论，对我国古代文学创作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是我国古代珍贵的文学理论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