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声淫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吉林文史出版社《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辞典》第371页（1877字）
淫，淫溢，过度。语出《论语·卫灵公》：“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武》，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孔子说，若治理国家，就要实现殷周以来的奴隶制度，音乐舞蹈则推广《韶》、《武》，而排斥当时流行于郑国地区的一种新音乐。
孔子认为，这种新音乐淫荡过度，不符合奴隶主贵族阶级的礼义道德，因此他主张“放郑声”，禁止这种新乐的发展传播。
孔子的学生子夏有一段话，可以看作是对“郑声淫”的注释：“今夫古乐进旅退旅，和正以广，弦、匏、笙、簧，会守拊鼓，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
……今夫新乐，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及优侏儒，獶杂子女，不知父子。”“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礼记·乐记》)子夏认为，新乐不如《韶》、《武》古乐平和、纯正、舒缓；新乐演奏者有失尊卑之礼，这是“淫于色而害于德”，是好声溺音，违反了奴隶阶主级的礼乐制度、等级制度。这和孔子说的“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论语·阳货》)其思想完全一致。其实，新乐的这种特点，正是适应社会生活的发展，音乐舞蹈向前发展所取得的新成就。
孔子及其弟子，从奴隶主阶级立场出发，说“郑声淫”，反对民间新乐，对于雅颂之声，《韶》、《武》之乐(包括以《诗经》为歌辞的音乐)，则推崇备至。《论语·述而》记载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曾陶醉得“三月不知肉味”。他认为《韶》乐“尽美矣，又尽善矣。”《韶》乐是歌颂舜德的古乐，它符合“仁”，“歌乐者，仁之和也。”(《孔子家语·儒行解》)符合孔子主张的奴隶主贵族阶级的礼教道德，是奴隶制度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的音乐艺术能“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为统治阶级服务。
所以，孔子极力维护古乐的地位，而反对新音乐。这反映了孔子政治上保守、复古的倾向，反映了奴隶主阶级的偏见。
当然，一种新文艺出现，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不足。新乐开始流行于民间，子夏说的“进俯退俯”，指其表演者进退混乱不整齐，这当然是缺点。
特别是当这种新乐进入宫廷庙堂，经过统治者的改造，也会有靡靡之音。不过，孔子的“郑声淫”，显然不包括这种内容。
对于“郑声”，当时新兴的地主阶级和广大群众是欢迎的。《孟子·梁惠王》篇说：“今之乐，犹古之乐也。”《礼记·乐记》记载魏文侯爱好郑卫之音，而不喜欢古代音乐：“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到了汉代，则有更多人肯定了郑卫新乐。
如桑弘羊说：“好音生于郑卫，而人皆乐之于耳，声同也。”这已经把郑卫之音视作一种人人欣赏的优美的音乐了。
“郑声淫”，“放郑声”，对后世影响颇大。荀子发挥强化了这一思想：“修宪令，审诗商，禁淫声，以时顺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乐，太师事也。”(《荀子·乐论》)到了汉代，有人说孔子的“郑声淫”是对《诗经》中《郑风》、《卫风》中描写男女情爱的诗的批评。许慎指出：“郑国有溱、洧之水，男女聚会，讴歌相感。故郑诗二十一篇，说妇人者十九，故郑声淫也。”(《初学记》卷十五《杂乐》第二于“叙事”下引《五经通义》)宋代的朱熹则作了进一步发挥：“郑卫之乐，皆为淫声。然以诗考之，卫诗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诗才四之一；郑诗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诗已不翅七之五。卫犹为男悦女之词，而郑皆为女惑男之语。卫人犹多刺讥惩创之意，而郑人几于荡然无复盖羞愧悔悟之萌，是则郑声之淫，有甚于卫矣。故夫子论为邦，独以郑声为戒而不及卫，盖举重而言，故自有次第也。
”(《诗集传》卷四)朱熹把孔子评《诗经》的“思无邪”与“郑声淫”联系起来，以“郑诗”释“郑声”，认为“淫”即指男女之淫奔。这种看法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统治阶级维护其封建伦理道德的重要理论依据。许慎、朱熹的这种观点，显然不符合孔子提出的“郑声淫”的原意。明清以来，有许多人提出了疑义和驳证。
例如，明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就曾说：“夫子谓郑声淫。淫者，靡也，巧也，乐而过度也，艳而无实也。盖郑卫之风俗，侈靡纤巧，故其音亦然，无复大雅之致。后人以淫为淫欲，故概以二国之诗皆为男女会合之作，失之远矣。
”(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版《五杂俎》卷十二“物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