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乎情，止乎礼义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吉林文史出版社《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辞典》第398页（1044字）

这是儒家对诗歌创作和文学批评提出的要求：诗歌“吟咏情性”，揭露现实的黑暗，讽刺统治者，又不超出统治阶级规定的礼法和道德标准。

语出《毛诗序》：“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变风变雅”之说，大约起于汉代。《毛诗序》认为《诗经》中变风变雅是西周中衰以后的作品，是乱世之音。这些诗歌在内容上与正风、正雅，即与《诗经》中那些反映治世的作品比较，则是“刺怨相寻”(郑玄《诗谱序》)，对社会现实颇多怨刺、揭露。但是，这种诗歌所抒发的感情，对社会政治的不满和怨刺，又不失其正，不违背封建统治阶级的礼义道德。

这就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实质内涵。

实际上，《毛诗序》的这种评价，并不能全部概括《诗经》中《风》、《雅》的思想内容。

譬如，风诗中许多的男女恋歌以及那些对统治阶级进行揭露的诗篇(如《伐檀》、《硕鼠》等)就不符合“止乎礼义”的标准。

《毛诗序》把诗歌的言志抒情与封建主义的政治联系起来，要求诗歌的思想内容，符合统治阶级的道德礼义，这和“温柔敦厚”的诗教思想是一致的，它既反映了那时人们对诗歌基本特征的认识，在政治上也表达了统治阶级对诗歌的要求。

“发乎情，止乎礼义”这种理论的提出，其思想渊源，则是《论语》中提出的兴、观、群、怨，事父事君说的进一步发展。它虽然有明显的阶级局限，但它强调诗歌的社会作用，重视诗的思想内容，成为后世许多文学家、理论家反对形式主义文风的重要武器。

例如，梁代裴子野《雕虫论》批评六朝的淫靡文风则说：“淫文破典，斐尔为功，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唐代的白居易在理论上主张诗歌要“为时为事”而作，在创作实践上较为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民生疾苦，这种现实主义的诗歌理论和创作，都深受《毛诗序》的影响。关于《毛诗序》“发乎情，止乎礼义”这种理论的价值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清人纪昀曾有过概括：“《大序》一篇，确有授受，不比诸篇《小序》为经师递有增加。其中发乎情、止乎礼义二语，实探风雅之大原。后人各明一义，渐失其宗。一则知止乎礼义而不必发乎情，流而为金仁山濂洛风雅一派，使严沧浪辈激而不流理路，不落言诠之论；一则知发乎情而不必止乎礼义，自陆乎原缘情一语引入歧途，其究乃至于绘画横陈，不诚已甚欤?”(《雪林诗钞序》)纪昀的看法，显然有偏颇不实之处，但它指出“毛诗序”的深远影响，这是符合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