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教中心说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吉林文史出版社《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辞典》第395页（1435字）

语出《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礼记》成书于汉代，其作者向无定论，这段话也未必是孔子说的，可视为儒家学派的思想。

一般都把“诗教”作为孔子的文艺思想。诗教的中心是强调文学艺术为政治教化服务，故学术界称其谓“政教中心说”。它实际上涉及到文艺与作家道德修养的关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涉及文学批评和创作的标准，文艺的社会教育作用等一系列的理论问题。

孔子认为诗歌与人的道德修养有密切关系。《论语·泰伯》：“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把诗、礼、乐作为人的道德品格修养的必经途径，《诗》是重要的教材，孔子告诫其弟子：“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又说“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

在孔子看来，诗歌不仅对人的修身起着重要作用，而且诗在政治斗争中也有重要作用。《论语·子路》篇：“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春秋时代，学诗诵诗是为了“授之以政”“使于四方”，诗歌是人们经邦治国的工具。春秋时代，诸侯朝会宴飨，士大夫交接往来，都要借用诗歌表达自己的感情、意见，即所谓“赋诗言志”。

这一点在先秦文献中有许多记载，如《左传》、《国语》等。汉朝的班固也说过：“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汉书·艺文志》)

孔子从其对诗的性质、特征的认识出发，揭示出诗的重要的社会教育作用和美感认识作用。《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兴观群怨”的提出，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初步认识到诗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一方面是现实对诗歌的影响，一方面是诗反过来对现实社会又有巨大的作用。

指出并且强调诗歌为政治教化服务这样的文学思想，从对诗歌性质、特征的认识上看，从对文学本身发展的影响看，从对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的影响看，有其积极的进步的意义，这是儒家学派在文学理论上的贡献。当然，这一文学思想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因此，也有它的明显的阶级烙印。

它所要求服务的政治只能是剥削阶级的政治，压迫阶级的政治。

它所说的怨刺，也必须是“温柔敦厚”的，不能激烈地讽刺揭露统治者的过失。

政教中心说，对后世文学理论的影响是深远的，汉代的《毛诗序》论述诗的社会作用时指出：“先王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又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曹丕的《典论·论文》则把文章说成是“经国之大业”；刘勰认为“摘文必在纬军国”(《文心雕龙·程器》)；唐代的一些诗人、古文家一再强调“文以载道”，强调诗文的补察时弊的作用。这些理论的提出，在政治上表达不同时代统治阶级对诗歌的要求，从思想上看，则是“政教中心说”的进一步发展。可以说，“政教中心说”在长期封建社会里，已经成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作家、批评家的一条重要的创作和批评的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