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吉林文史出版社《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辞典》第391页（1313字）

这是扬雄对辞赋的评价。

语出《法言·吾子》：“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

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扬雄批评汉赋内容上失去讽谏指归，形式上徒尚靡丽。基于这样的认识，他进一步对赋作了划分和评价，提出了有名的论断：“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

扬雄把赋家的赋分为两类。以屈原为代表的是“诗人之赋”，“体同诗雅”(《文心雕龙·辨骚》篇引扬雄语)，符合“诗三百”的写作精神，得风雅之旨，有教化作用。

扬雄推崇这种诗人之赋。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则称为“辞人之赋”。

贾谊、司马相如的赋，成就比较突出，如孔门用赋，二人则可以“升堂入室”，但扬雄仍认为二人的赋属于“辞人之赋”。扬雄对赋的这两种划分，虽有偏颇不公，如说宋玉，贾谊也属于“辞人之赋”而加以批评，就不大符合实际。但从总体上他把屈原的骚赋与汉赋加以区别，这就不仅指出了体制上的差异，也指出了内容与艺术上的区别，这是符合实际的。

扬雄认为赋的共同特点是“丽”，美巧、华丽。

二者的区别在于，“诗人之赋丽以则”，则，法度，指符合儒家教化的法则，就是扬雄说的“事辞称则经，言足容、德之藻矣。”(《法言·吾子》)文质相称，文足以饰言，又足以用之，有助于讽谏的目的。

“辞人之赋丽以淫”，淫，烦滥放荡，指“靡丽之辞，闳侈巨衍”，“华丹乱窈窕”，“淫辞淈法度”，形式的铺陈，文辞的华艳，损害了主题的表达，淹没了讽谏的旨意。对此，扬雄是极为不满的。

乃至到了晚年，不仅是从理论上对汉赋进行了批评，也作了自我批评，并在实践上发誓不再作赋。

扬雄的“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论断是在一个辞赋发达的时代提出的，虽然它并未从根本上提出其创作脱离现实生活的本质缺点，但对当时汉赋创作上的形式主义倾向的批判，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扬雄从赋体文学创作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把屈原的骚赋和汉赋加以对照比较而得出了这个论断，它是赋家创作经验的一个理论总结。因此，它的理论性强，说服力大，后世不管对屈原的作品和汉赋持何种态度，只要他评论赋体文学，就无不涉及到扬雄的这个评价。

班固论赋说：“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汉书·司马相如传赞)这是不赞成扬雄的观点。晋代挚虞把赋分为“古诗之赋”和“今之赋”，赞扬“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批评“今之赋”“假象过大”“逸辞过壮”“辨言过理”“丽靡过美”(《文章流别论》)，刘勰提出“为情而造文”，“为文而造情”的论断(《文心雕龙·情采》)，清人程廷祚说“以理胜者，虽则弗丽，以词胜者，虽丽弗则，不则不丽，作者不为也。”(《骚赋论》下)等等。显然，这些观点都是扬雄的“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发挥。

就是在今天，学术界对屈原作品和对汉赋的研究，扬雄的观点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可见，扬雄关于赋的划分和评价对文学批评影响之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