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吉林文史出版社《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辞典》第405页（969字）

指写作要有一定原因、为着一定的目的，而不能空为妄作。

语出王充《论衡·对作篇》：“是故周道不弊，则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杨、墨之学不乱儒义，则孟子之传不造；韩国不小弱，法度不坏废，则韩非之书不为；高祖不辨得天下，马上之计未转，则陆贾之语不奏；众事不失实，凡论不坏乱，则桓谭之论不起。故夫贤圣之兴文也，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王充继承前人特别是扬雄、恒谭等人“尚用”的文学观点，强调文学创作应该为社会服务，有益于教化。他认为《春秋》、《孟子》、《韩非》、陆贾《新书》等都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产生，针对一定社会问题作的，有着一定的原因，为着一定的政治目的而发的。

王充要求文学为现实服务，有劝善惩恶的作用，反对那些徒具形式，缺乏真实内容的作品：“天文人文，岂徒调笔弄墨为美丽之观哉?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为自禁裁。

然则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论衡·佚文》)他认为：“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世用者，一章无补。”(《论衡·自记》)文学应该辨明事非、“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对作》)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他批评司马相如、扬雄的赋：“不能处定是非，辨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论衡·定贤》)王充的“为世用”的文学思想，是他文学观的核心部分，贯穿在他关于内容与形式，关于反对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等文学主张之中。在当时谶纬神学盛行的时代社会风气里，王充这种文学观点是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的。

王充的这一文学思想，对后世文学创作、文学理论发展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刘勰提出“为情而造文”(《文心雕龙·情采》)，唐代古文运动中一部分人强调“辅时及物”，新乐府运动提倡“匡世济时”，都和王充的这一文学观点一脉相通。

王充要求文学创作“为世用”，实质也包括了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的内容。《论衡·须颂》说：“国德溢炽，莫有宣褒，使圣国大汉有庸庸之名，咎在俗儒不实论也。”他认为文人就应“称颂国德”“彰汉帝于百代，使帝名如日月。”这是王充文学思想中庸俗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