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气说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吉林文史出版社《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辞典》第410页（1547字）

关于文学创作与作家的气质、个性关系的理论观点。

始见于曹丕《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曹丕论“气”，首先论证文章风格各异、成就不同的根本原因，强调文章各有特色是由于作家各有不同的气质、个性，故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是说人的气质、个性有清、浊的不同。《黄帝内经·阴阳应象》说“清阳为天，浊阴为地。”气分“清浊”，犹分“阴阳”。这与刘勰《文心雕龙·体性》说的“气有刚柔”是一致的。“清”是俊爽超迈的阳刚之气。

“浊”是凝重沉郁的阴柔之气。由于作家的气质、个性的清浊不同，决定了诗文风格、成就的千差万别。作家的气质、个性是先天的，所以“不可力强而致”，即不是用人力可以强行造成或改变的。因此由于作家的气质、个性的不同，创作就各有自己的专长与特点。

就是曹丕自己极为赞赏的“建安七子”，也认为他们难能兼擅。如说徐干“时有齐气”，应玚则“和而不壮”，刘桢则“壮而不密”，孔融是“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

“气”，在中国古代本指构成宇宙万物的一种自然物质。《易·系辞上》说：“精气为物。”王充将“气”与精神活动联系起来，提出“精神本以血气为主“(《论衡·论死》)的观点。这里的“血气”是指构成人体的物质、元气。

前此，孟子还曾提出“知音”、“养气”之说，孟子解释他所善养的“浩然之气”，是“至大至刚”、“集义所生”，需要“配义与道”。这里的“气”，是指加强人的道德修养。

曹丕继承了这些有关“气”的观点，运用于文论之中，阐述作家的气质、才性、思想修养、创作个性和作品的风格的关系。这对认识文学创作及其风格、成就，很有价值，对我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也有积极意义。

但过分强调作家的先天气质、才性，忽视后天学习，包括社会实践和艺术修养对创作的影响，是其重大的局限。

刘勰继承了曹丕的“文气说”并有所发展。

《文心雕龙·风骨》说：“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并引“文以气为主”的论点，肯定曹丕论孔融、徐干、刘桢的看法，认为是“并重气之旨也”。刘勰虽然肯定先天气质、才性对创作有决定作用的观点，说“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有其认识上的局限；但同时又认为后天的学、习对创作也有很大的作用，说“功以学成”，“习亦凝真”(均见《体性》)，认为“学业在勤”、“素气资养”(《养气》)，这是对曹丕“文气说”的发展。

唐代韩愈所论“言与气”的关系，与曹丕所论有所不同。

韩愈所说的“气”主要是指文章的气势，文章的内在力量。所以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不过韩愈所说的“气”，与曹丕、刘勰等人说的“气”，又有某种联系，气势之所以盛，文章的内在力量之所以强，与作家的个性及平时的学养功夫也分不开，所以韩愈说“不可以不养也”。

宋代的苏辙在刘勰论述的基础上又有发展。

他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

一方面承认“文者，气之所行”；另方面又强调“气”在后天修养的重要，说“气可以养而致”。关于怎样养气，提出：一是内心加强修养，如孟子的善养浩然之气；二是增强外境阅历，如司马迁的“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

对此二者，苏辙更重视后者。这比离开社会活动大谈作家气质、才性的观点，更有实际意义。

当然这与深入社会实践还有很大的距离，这也是他难免的历史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