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而后工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吉林文史出版社《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辞典》第515页（951字）
意思是说，由于作者的抱负得不到施展，理想不能实现，仕途失意，生活坎坷，因而寄情山水，借景抒情，因物喻志，才能写出优秀的作品。他在《梅圣俞诗集序》中说：“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
往往探其奇怪；内有犹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
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其《薛简肃公文集序》亦云：“至于失志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这就是欧阳修所提倡的“诗穷而后工”说。他从作家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出发，认为作者能把自己亲身的遭遇、与现实发生的矛盾以及“不得施于世”的内心积郁熔铸于诗中，内容就会充实饱满，就容易收到感人的艺术效果，就是好诗。此所谓“穷”，非指“贫穷”，主要是指作者坎坷的生活际遇，以及由这种际遇所激发出来的感愤不平之情。
只有具备如是之经历和感情，才能写出好的诗来。
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的观点，是对司马迁的“发愤着书”、韩愈的“不平则鸣”的主张的继承和发展。
司马迁在身遭迫害中发愤着书立说，并指出《离骚》、《诗三百篇》等大抵是古人“发愤之所为作”，“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史记·太史公自序》)他以自己切身的体验和前人的实际，深刻阐明了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首发其端。
继之韩愈再引申为“不平则鸣”而加以阐发：“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也。”(《送孟东野序》)，又谓“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荆潭唱和诗序》)。“诗穷而后工”说与这些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但又不止于此。欧阳修不仅驳斥了世俗所谓“诗人少达而多穷”的本末倒置的错误观点，明确了“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的道理；而且进一步说明了致“穷”之因，“穷”的种种表现以及何以“穷而后工”的道理，这又是司马迁和韩愈所没有论述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