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同龢

出处：按学科分类—语言、文字 湖南出版社《音韵学辞典》第31页（1730字）

【生卒】：1911—1963

【介绍】：

现代云南省昆明人。

1932年入清华大学中文系，1936年毕业后，考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9年任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台湾大学教授，直至1963年去世。其间1954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访问研究两年，1956年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任客座教授，1959年往美国华盛顿大学讲学一年。

从事汉语音韵学教学与研究近30年，出版有《上古音韵表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4年单刊甲种之二十一)、《中国语音史》(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44年版，后据遗稿增订篇章，并改名为《汉语音韵学》)两种专着，发表论文数十篇。在清华大学跟王力学习音韵学，听讲笔记经王力整理成《汉语音韵学》一书，主要语言学论文由丁邦新编为《董同龢先生语言学论文选集》(台湾食货出版社，1974年)。其主要贡献在于解释《广韵》三等韵的重纽问题，探讨等韵门法的真相，分析全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反切上下字，分析上古楚方音特点，构拟上古语音系统，描写汉语语音发展史。

在董同龢之前，学者构拟中古韵母系统时，往往忽视重纽现象。在《广韵重纽试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8年集刊第十三本)中，董同龢指出重纽代表着音韵地位的不同，根据反切和韵图划分重纽两类不同韵母，认为重纽四等喉牙音与舌齿音为一类，重纽三等喉牙音为一类，并由高丽译音、《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和《古今韵会举要》的分类加以归纳，指出重纽四等韵较近于纯四等韵，重纽三等韵较近于微文凡诸三等韵，主要元音有开关或松紧的区别，同时指出重纽韵的上古不同来源，第一次从语言学的角度探讨了《广韵》重纽现象。

在音韵学史料中，等韵门法十分难懂，明清以降，说者有几十家，都不明真相，妄以己意附会而立说纷纭。董同龢《等韵门法通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9年集刊第十四本)中，摒弃前人旧说，阐释等韵门法的性质与含义。

文章首先阐明门法的沿革，辨明门法在明代刘鉴以前及其以后有所不同，然后比较门法与其他等韵条文的异同，根据对中古韵书与韵图的认识，指出刘鉴以前的门法的对象是中古韵书的反切和韵图上的字母等第，其性质是韵图的归字说明，各条所讲的是某种字的反切及其韵图位置的关系，并逐条加以诠释，最后就刘鉴以后门法的变改论其得失。系联《切韵》系韵书的反切是考订中古音的基础工作，故宫博物院影印宋濂跋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提供了比《广韵》早的韵书。

董同龢《全本王仁煦刊谬补缺切韵的反切下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8年集刊第十九本)和《全本王仁煦刊谬补缺切韵的反切上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2年集刊第二十三本)两篇文章，按照陈澧的反切系联法，系联其反切上下字，整理出声类54类及韵类，并根据陈澧《切韵考》、作者的《广韵重纽试释》，参考《十韵汇编》所收的《切韵》残本加以讨论，为了解中古音提供了新的材料。在《与高本汉先生商榷“自由押韵”说兼论上古楚方音特色》(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9年集刊第七本)一文中，指出高本汉《老子韵考》一文材料分析的错误，《老子》东阳、之幽、侯鱼通押以及真耕通押的现象，同《楚辞》和宋玉赋相同，是上古楚方音的特色，并非所谓“自由押韵”，为上古方音研究提供了范例。在《上古音韵表稿》中，董同龢在《诗经》韵字的基础上，大规模地利用了前人没有充分利用的谐声系统，运用语音学的理论，全面构拟了上古音的音值，改正了高本汉的许多看法，并采用音韵表的方式，将上古同音字分别填入。这是中国学者全面研究上古音系的第一本专着。在《中国语音史》中，董同龢从现代北方官话音系上溯，分别对以《中原音韵》为代表的早期官话音系、以《切韵》为代表的中古音系、以《诗经》为代表的上古音系进行了描写，归纳了语音演变的规律，阐述了汉语语音演变的历史。董同龢的上古音研究有许多创见，但在构拟韵母系统时，元音系统过于复杂，常为人所批评。在汉语方言调查研究方面，曾参与《湖北方言调查报告》的整理与写作，发表过《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厦门方言的音韵》、《四个闽南方言》、《记台湾的一种闽南话》和英文着作《邹语研究》。译着有《(高本汉)诗经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