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本抑末

出处：按学科分类—综合性图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国学词典国学基础文库》第277页（713字）

法家首倡、儒家提倡的经济政策。本指农业，末指工商，崇本抑末就是重农抑商。这种观念在中国源远流长，原因非常简单：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业国不是没有商业，也不是经商不能发财，恰恰相反，早在商周时代，中国就有了专门经营买卖的商人，而春秋战国以来，一直到近代，历代以经商致富者不可胜数。最早提出重农抑商政策的是商鞅，他认为富家有多种途径，而富国却只有农业一途。在各种富家的途径中，农和战是人们最不乐意选择的，原因是：务农艰苦，从军危险。如果不将富家的其他途径堵死，人们就不会趋于耕战，富国强兵就只是空谈。因此，商鞅在秦国提倡耕战的同时，就采取各种手段如增加工商的赋税、限制商贾的经营范围、人为地给商业经营制造种种困难，来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商鞅第一次明确地将农业定为“本”，将工商定为“末”，以“事本禁末”作为国家的基本政策。战国后期，韩非更将“商工之民”列为“五蠹”之一，认为只有农业才是生产的行业，而不能“生粟”的工商则是不劳而获的蠹虫，“工商众则国贫”，所以应该严厉打击甚至加以消灭。先秦儒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这种重农抑商的主张，但肯定不会将工商放在农业之上。秦汉以后，重农抑商成为儒家和法家的共同主张，汉初的贾谊和晁错就是重农抑商政策的积极鼓吹者。他们与韩非一样，只将直接生产粮食的农业视为“本”，主张“贵粟”而贱金玉，以吸引百姓归农。晁错甚至提出“入粟拜爵”的建议，百姓向国家交纳粮食，国家根据其交纳粮食的多少，授予其高低不同的爵位。尽管也有人唱反调，如明末清初的黄宗羲就主张“工商皆本”，但影响不大，历代王朝基本上都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直到近代西学东渐以后，这一局面才逐渐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