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农民起义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326页（2484字）

研究元末农民战争，首先遇到的是战争性质问题。从逻辑上讲，这个问题似乎不应存在，因为既然称做农民战争(或农民起义)，其性质当然是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但在50－60年代，有一些文章坚持认为元末起义基本上是民族斗争；直到70年代后期，有的论着仍把蒙汉之间的民族矛盾看成是这场战争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

元末农民起义的口号是什么，近年来展开了争论。从60年代开始，有人将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中的“扶箕诗”称为农民军的口号，随即广泛为人们所引用；杨讷在《〈辍耕录〉中的“扶箕诗”不是农民军的口号》(《历史研究》1978年第2期)和《再谈“扶箕诗”》(《历史研究》1979年第4期)两文中分析了该诗的来源和内容、指出它并不是农民起义军提出的口号。在《中国史稿》编写组的《中国史稿》第5册中指出，“摧富益贫”才是元末起义军具有鲜明阶级意识的战斗口号。

由于1982年在重庆明玉珍墓出土了“玄宫之碑”，对明玉珍所部义军的研究十分活跃。对红巾军起义的地点、红巾军的政权建设以及各支义军的发展等问题，近年来也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除上述几方面的研究外，对元代的中外关系、都市建设等问题也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在考古方面也有很大收获。总的说来，元史研究的各个方面已经铺开，深入的专题研究和比较研究将是今后若干年内主要的努力方向。

研究元史，不仅涉及大量的汉文典籍，还涉及大量的藏文、波斯文、蒙文和西方文字的文献和资料。国内学者经过多年的努力，在史籍整理、译介和工具书的编纂上取得了不少的成绩。

在翁独健主持下，近10名学者通力合作将《元史》点校出版(中华书局，1976年)，是元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基本建设。姚景安又在新点校本的基础上，编写了《元史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82年)。蒙古族学者对《蒙古秘史》的研究和整理，近年来取得不少成果，已先后出版道润梯步的《新译简注〈蒙古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和额尔登泰、乌云达赉的《蒙古秘史》校勘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等着作。陆峻岭编制的《元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中华书局，1979年)。为检索元人文集提供了方便，深受国内外学术界欢迎。蔡美彪的《元代白话碑集录》(科学出版社，1955年)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碑刻资料；赵万里和北京图书馆善本组分别辑出了《元一统志》(中华书局，1964年)和《析津志辑佚》(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整理汉、蒙文古籍的工作现在仍在抓紧进行，不久又会有一批新的成果问世。藏文史书如《红史》、《汉藏史集》等书的汉译本也将很快与读者见面。

最近几年译出了多种外国史料和着作。最重要的是何高济译、翁独健校订的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和余大钧、周建奇合译的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一、二分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普兰诺·加宾尼的《蒙古史》和鲁不鲁乞的《东游记》，国内已推出译自英、法文的两种译本。刘荣焌译出了符拉基米尔佐夫的名着《蒙古社会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当然，在这一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近年来，元史研究专着纷纷推出，《中国通史》和《中国史稿》的元代部分均已出版；由韩儒林主编、南京大学集体编写的长达七十万字的《元朝史》已经排印。邱树森和黄时鉴分别撰写了《元朝史话》。由韩儒林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元史分册”业已出版；蔡美彪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辽金夏元史卷》(其中元史部分近40万字)也在排印中。国内学者还编出了不少专题资料书和工具书。

为了推动元史研究的深入发展，1980年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术组织——元史研究会，目前已有会员100多名，由该会负责编辑的专门学术刊物《元史论丛》，已出版了两辑。经过国内学者的进一步努力，我们相信，元史研究还会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参考文献】：

蔡美彪等着：《中国通史》第7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

《中国史稿》编写组：《中国史稿》第5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

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编：《元史论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

韩儒林：《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李干：《元代社会经济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

高文德、蔡志纯：《蒙古世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陈高华：《元大都》，北京出版社，1982年。

邱树森：《元朝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

黄时鉴：《元朝史话》，北京出版社，1985年。

高文德：《蒙古奴隶制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

余元盦：《成吉思汗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

韩儒林：《成吉思汗》，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

杜玉亭、陈吕范：《云南蒙古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