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葬的发现与研究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417页（2166字）

建国以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葬，除西藏、台湾等地外，在全国范围内均有发现。通过发掘一些重要墓葬集中区，获得了数量众多的随葬遗物，排出了这一时期墓葬的发展序列，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从而可以进行深入的研究。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社会生活中，门阀世族占有突出的地位。1961年出版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中指出，豪门地主的族葬特别突出。当时发现的族葬墓地有河北藁城甄氏墓地、江苏宜兴周处家族墓地、南京老虎山颜氏墓地、河北景县封氏墓地、河北河间邢氏墓地等。60年代以后发现的门阀世族的族葬墓地中，值得重视的有南京象山的王氏墓地和山东临淄的崔氏墓地。通过崔氏诸墓出土的墓志，对当时着名豪族清河崔氏的一支崔光、崔敬友家族的世系和他们在北朝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有了更清楚的了解。象山王氏墓地中发现的六座东晋时期的墓葬，有四座出土了墓志，得知这是南迁江左的豪门世族琅琊王氏的一支王彬家族的墓地。墓葬出土的精美青瓷器、成组珠饰、外来的玻璃器、金刚石指环以及装在漆盒中的二百颗丹药，是这些豪族奢侈生活的写照。

为显示死者的族系、身世和社会地位，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开始放置墓志。早期的墓志发现于洛阳西晋墓中，还保留着圭首墓碑的样式，额部有圆穿，元康九年(公元299年)徐美人墓中出土的一件铭文长达千言，但还没有自铭为墓志。东晋的墓志改为矩形，有砖质也有石质的，仍没有自铭墓志。到刘宋时才发现“墓志铭”的名称，如南京发现的明昙憘墓的墓志，铭文为带有隶书笔意的楷书。北朝墓志则多呈方形并附有志盖。南京地区东晋墓志的出土，引起了对王羲之兰亭序帖真伪的讨论，由于象山王氏墓地的四件墓志、戚家山谢墓志、老虎山颜谦妻墓志所刻志文基本上还是隶书体段，郭沫若据此断定传世的兰亭序帖必非真迹，因而引起了《兰亭序》真伪的讨论，1973年将讨论情况汇成《兰亭论辨》一书。

在北方，自十六国经北魏到东魏、西魏、北齐、北周时期的墓葬材料，清楚地显示了汉魏传统的延伸、地方色彩从浓重到淡薄以及中华古代文明共同因素增长的历程。十六国时期的后燕昌黎太守崔遹墓，特别是北燕王冯跋之弟冯素弗夫妇墓，显示了浓厚的地方色彩。在土圹内围砌石块为椁，圹内椁外的两壁龛内置牛股、牛肋以陶罐，随葬品中游牧民族习用的带提梁的铜罐、壶和鍑，马镫等各式马具，以及大批铁质兵器、甲胄和工具，都与当时慕容鲜卑的葬俗有关。而随葬的食具、印章、文具等和椁内的彩画，又显示出不少汉文化的传统色彩，内蒙古美岱村发现的4世纪末的砖墓群，大约是拓跋鲜卑遗族的墓葬，从墓制及出土的细泥陶器、漆耳环、漆鞘铁刀和较多的铜钱等来看，缩小了与汉族墓葬的差异。但从出土的高圈足铜鍑、铜铃等物，特别是用铜仿制的羊距骨，仍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

十六国以来的地方色彩和民族歧异到北魏建国，特别是太和年间以后，逐渐为一些新的共同特征代替，特征之一是以大量陶俑随葬。西安草厂坡墓中发现的俑群是时代较早的一例。俑群中的陶牛车、男女侍俑、女乐俑和井、灶、猪、狗、鸡等模型仍是汉晋传统的延续，但成群的甲骑具装、骑马鼓吹、骑马仪仗，还有佩带弓箭或披铠甲的步兵及金鼓军乐，则是新出现的题材。它们围绕牛车组成墓主人出行的盛大行列，军事气氛浓郁，是具有时代特征的文物。山西大同发现的公元474－484年间入葬的司马金龙夫妇墓出土俑群也具有同样特点，既有反映游牧经济的马驼畜群，一些陶俑的面貌还模拟当时少数民族的形象，又有反映中原传统文化的绘出列女图像的精美漆屏风。这说明了汉晋文明在北方的延续和与鲜卑等族文化融合基础上的新发展。

北魏迁都洛阳以后到北齐、北周时期的墓葬，近年来的重要发现主要集中于河南、河北、山西、山东、陕西、宁夏等省区，主要的有北魏常山郡王元邵、东魏茹茹公主闾叱地莲、司空李希宗、北齐冯郡王高润、东安郡王娄睿、顺阳郡王库狄迥洛、北周原州刺史李贤等人的坟墓。这些墓大都是大型方形单室的砖墓或洞室墓，常设有带天井和过洞的长斜坡墓道，室内和墓道两侧多绘彩色壁画，颇为精华美丽。墓内置墓志铭和大量随葬品，虽多遭盗掘，仍存有数量众多的陶俑群和奢侈华美的器物。东魏、北齐和北周的壁画墓中，以太原的娄睿墓壁画保存较完整。全部面积达200平方米之多，色彩艳丽，技术纯熟，应出自当时着名画师之手。大量精美的北朝晚期壁画作品的重现人间，填补了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个空白。

【参考文献】：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魏晋南北朝部分)，文物出版社，1961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三国——宋元考古(上)》。

宿白：《三国两南晋北朝考古》，《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