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调查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441页（4100字）

50年代初期，结合民族地区的各项工作，开展了民族地区的社会调查，写了一批专着和调查报告。林耀华主编的《西藏社会概况》一书，为认定民主改革前西藏社会属于农奴制性质提供了第一手材料。李有义在1951年配合西藏的和平解放写了《今日的西藏》一书；1950年由陈永龄率领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学生，到呼伦贝尔草原，对蒙古族进行社会历史调查，写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篇调查报告：《燕京、清华、北大学生赴呼伦贝尔考察报告》；费孝通写了《兄弟民族在贵州》一书；胡庆钧参加凉山彝族社会调查后编写的《大凉山彝族社会概况》《中国民族问题集刊》第2辑)，对凉山的地理条件、生产情况、阶级关系、经济基础、社会组织、家庭形态、意识形态等做了初步介绍；1950年杨英杰在大小兴安岭对鄂伦春族进行调查，写了《黑龙江边兴安岭里的鄂伦春民族》，这是有关东北原始形态民族的第一部作品，对鄂伦春族的苦难历史和社会结构作了较全面的介绍；费孝通的《卡佤社会概况》对佤族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做了较全面的论述。李志纯的《景颇族情况》，是较早对云南少数民族中保留有原始形态的民族的调查研究资料。

1952年9月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成立后，民族学工作者参加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民族识别。1953年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组成了4个民族调查组(东北、内蒙民族调查组，甘肃、青海民族调查组，湖南湘西土家调查组，广东省蛋民调查组)，以调查社会历史和民族识别为主。例如：1953年8月至10月，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东北调查组曾在黑龙江省和内蒙古呼纳盟达斡尔人居住地区进行调查。调查组的识别报告用科学材料说明，达斡尔族和蒙古族是分别发展的，它古代与蒙古族是一个部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两个民族。付乐焕的《关于达斡尔的民族成分识别问题》研究了达斡尔族的名称、人口分布、历史来源，又对达斡尔族的语言、地域、经济生活、社会文化、心理状态等进行识别并得出结论：达斡尔族是一个单一民族。王静如的《关于达斡尔语言问题的初步意见》，林耀华的《达斡尔氏族亲属和风俗习惯的调查报告》，陈雪白的《达斡尔经济生活》等，分别从达斡尔的经济生活、社会文化心理素质、语言发展等方面作了论证，这一有关达斡尔识别问题的调查研究，是民族学、历史学、语言学综合考察的结果，为我们党和政府正式承认达斡尔族是个单一民族提供了科学依据。这些论文和报告都刊载在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出版的《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1辑。又如：1953年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派往甘肃、青海的民族调查组，先后对东乡族、保安族、撤拉族、藏族、土族等进行较全面的社会历史调查，编写了调查报告。《甘肃省东乡族社会情况调查报告》对东乡族解放前的政治制度、经济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特别是对东乡族伊斯兰教的门宦制度做了较系统的调查。《青海土族的政治演变》反映了解放前青海互助县和民和县土族土司、军阀的反动统治和割据，以及若干有关史料和史实，并着重反映了50年代初在党的领导下，青海土族地区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建立自治县、土族人民在政治上翻身的状况。《青海土族的经济生活》反映解放初期至1953年青海土族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生活和生产情况。《青海土族的语言》对土族语言的方言、土语与蒙古语词汇的关系，土族的文字要求与使用文字情况等方面做了说明。调查组还调查了甘肃、青海几个较大的喇嘛寺院，写了《青海佑宁寺调查》、《青海塔尔寺情况》等调查报告。此外，对牧区进行调查，写出《甘南夏河甘家牧区生产概况》。上述各种调查报告均刊载在《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3辑中。

1954年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把少数民族调查工作重点转问云南省，与云南地方专业人员共同组成云南民族识别研究组，确定了彝、白、傣、苗、回、佤、哈尼、傈僳、拉祜、纳西、景颇、藏和瑶族并对68个大小族体给予正名或划分归属。1955年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组织了由费孝通带队的贵州调查队，对贵州省的许多族体进行了识别。

通过上述一系列有关民族识别的调查，澄清了一些民族鉴别上的混乱，对党和国家确定少数民族成分，提供了科学依据。

1956年，当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迅速发展时，民族研究工作的重要任务是开展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调查，以便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改造前迅速把原有面貌记录下来。

195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组织了8个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东北内蒙调查组、新疆调查组、西藏调查组、云南调查组、广西调查组、广东调查组、四川调查组、贵州调查组)，调查组的任务是弄清各少数民族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搜集历史发展和风俗习惯的资料，进而对各族的历史作系统的研究。1956－1958年共调查了20个民族的社会基本情况，调查材料共1500万字，对当地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必要的资料。少数民族多种多样的社会形态，又为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史提供了许多活生生的材料。例如独龙族、部分鄂温克人、鄂伦春族、黎、怒、傈僳、景颇、佤族等的调查材料，提供了研究原始游猎、原始“刀耕火种”农业和研究原始社会如何过渡到阶级社会的丰富资料。1959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的《民族研究工作的跃进》(科学出版社出版)，选辑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5篇(《使用驯鹿的鄂温克人的社会》，《云南西盟卡佤族的社会经济情况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些问题》，《四川凉山彝族地区民主改革以前的社会面貌》，《新疆维吾尔族夏合勒克乡民主改革以前的封建庄园经济》，《西双版纳景宏傣族民主改革以前的领主经济》)，共30万字，是民族调查方面较有科学价值的书。

在此期间，还先后拍摄了10多部少数民族科学记录片，将许多民族保留原始制、奴隶制、农奴制社会形态的状况记录下来。

从1958年开始，民族工作者为少数民族编写了百余种民族简史、简志、自治地方概况和各种专题性报告。

1964年，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会议提出，根据多年来调查的各种社会形态的丰富资料，准备编写各民族的社会形态文集和综合性的《中国少数民族的原始社会》、《中国少数民族的奴隶社会》、《中国少数民族农奴制社会》等专着。然而，随后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这项工作被迫陷于停顿。

粉碎“四人帮”以后，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少数民族的社会调查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取得了许多新的成果。

在民族识别工作中，通过对基诺族的调查研究，为国务院批准其为单一民族提供了科学依据。1978年8月，四川省民委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地方民族研究所对平武县地区的“达布人”进行调查，并写出报告。12月四川民族研究所在成都召开关于“达布人”民族识别学术讨论会。1979年9月又第二次召开了民族识别学术讨论会。大多数人认为其是单一民族，但少数人仍认为是藏族或羌族，尚未得出结论。1981年9月至10月，对凉山州和稚安地区的“西番”进行调查研究，基本弄清上述地区“西番”的情况。并且对纳日的族称问题进行了调查。1981年初也曾派人到溶陵和宜宾地区对土家族和苗族的情况进行了调查。

为了深入研究西南各族的历史和社会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从1976年至1982年先后派考察队、组去西藏考察门巴、珞巴、僜人和夏尔巴人的社会历史情况，也派人去贵州拍摄了有关苗族的科学记录片：《施苗族的龙船节和苗族的芦笙节》、《苗族舞蹈》、《苗族的工艺美术》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及云南、贵州、四川、湖南、广东等省民族研究所或历史研究所都先后派人对彝、傣、纳西、普术、布朗、侗、布依、黎、瑶、土家、赫哲、钖伯、鄂温克、哈萨克等族进行了补充调查。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于1976年4月至1977年2月，组成西藏少数民族考察队，先后在西藏的察隅、墨脱、米林、错那、隆子等县进行了少数民族考察工作。考察的重点是门巴族、珞巴族和僜人解放前夕的社会形态和他们的语言。同时，拍摄了《僜人》和《珞巴族博嘎尔部落》两部彩色记录片。1980年1月底与5月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又先后派出两个调查组赴西藏，对珞巴、门巴、僜人地区进行补充调查，搜集了60－70万字的资料，为研究门巴、珞巴、僜人提洪了第一手资料。此外，还对西藏的夏尔巴人进行了综合调查。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对白族的两个支系：勒墨人和拉马人进行调查。根据调查材料看，勒墨人解放前还处于家庭公社末期阶段，拉马人解放前已处于地主经济阶段。1982年调查组去贵州省对苗族、水族以及云南傣族、佤、哈尼、克木人等进行了调查。

1983年，由贵州民族研究学会发起的“六山六水”(即月亮山、雷公山、云雾山、乌蒙山、大小麻山、扁担山；六水即南盘江、北盘江、清水江、都柳江、乌江等)民族综合考察，第一期考察工作已结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西、贵州的数十名民族学、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经济学、人口学、民俗学等方面专业工作者组成的月亮山考察队，深入到边远的月亮山区，对荔波、榕江、从江、黎平等县的苗族、瑶族、侗族的聚居地，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考察，并写出调查报告《月亮山区域民族调查》共70万字，为各级党和政府制定月亮山地区的具体政策，加速边疆“四化”建设提供了科学材料。